》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

“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

当时，党外人士响应号召，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了不少善意的意见、批评和建议。

结果，这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言论，大多被认定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本来，在1957年4月底至5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和邀请党外人士自愿参加党的整风运动。

在指示中就曾认为：“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也是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同志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

“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此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然而，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结果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

“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这场反右运动，就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是以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知识分子为批斗对象，以大鸣大放、

在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

决议中指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当年，我们学校那些所谓

“右派”老师的

“右派言论”，若全部符合事实的话。那么，经过几十年来的历史检验，是非早对错，已经分清了。

因为：第一，这些‘右派’的言论，大多都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第二，当初大多数所谓的‘右派’，都是应邀发表意见的，而且其意见是出于对国家、对人民事业的忠心。

因此，一切强加于这些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都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冤案！被打成'右派’的人，不仅其本人身心受到极痛苦的折磨，也使国家和人民丧失了无数精英。

因而，使社会发展削弱了动力。第三，‘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破坏法制、摧毁最活跃的社会生产力。

因而，它的性质是反社会进步、反历史潮流的。以上，就是后来党和人们对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斗争’运动的反思与看法。

几十年后，当年在博中被逮捕的右派老师都已过世了。其中，我知道的李兴、王贞明和苏锡珍三位老师，就是由于在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期间，因劳累过度，再加上思想上的种种折磨，而又因年老体弱多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便如此地冤屈而死。

他们的子女，后来大多都未能升学。在几十年来，由于极

“左”路线的影响下，受到了各方面的岐视与不公正的待遇，只靠自己顽强地拼搏而活了下来。

一直到了1976年，在粉碎祸国殃民的

“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才能有所作为。据当年的一些健在的老师所传，原来玉林市委书记李继恒（党的十六、十七大是中央候补委员。

十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云南省省长、省委书记）就是李兴老师的儿子。

当然，这是否属实，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八十年代以后，已经全部给右派分子脱了帽。

因而，他们的子女能入党当干部的例子已不胜数。所以，也就已经不足为怪了。

正是：反右运动扩大化，右派指标分到家；阶级斗争人制造，反党言论多是假。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

并在劳改、劳教、监督劳动中受尽各种苦难和折磨竞达二十二年之久。

到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1957年这场反右事件作出了历史结论。

“引蛇出洞”、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与戴帽子为策略和手段，以防止或避免中国出现类似

第五十四章高一年级纪事〔下〕（15）反右运动扩大化几十年后，经历过多次的政治运动和对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学习，我对当年发生的许多问题的前因后果，才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和认识。

“匈牙利事件”为目标。这样做，便想以期达到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领域内，夺回或收回给党外人士部分领导权，而树立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绝对权威统治和个人专制独裁为目的的一场思想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一直到了1958年6月，才算基本上结束。在这场运动中，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五十多万，划了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多万，揪出反党右派集团、地方民族主义集团等二十多个。

经过处理以后，大多数的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公职、党籍、军籍、团籍、学籍以及降职、降薪等处分。

凡是发表和赞同过这些言论的人，也都被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称

“右派分子”。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