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看见，在大字报专栏中，还列举了他们许多所谓的“右派言论”。如：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要退出学校。’

然而，这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师，当年在我们的心目中，大多都像慈祥的父母一样，教育要我们如何做人，教我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全面关心我们冷暖的好老师。

要知道，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多都是有专长的宝贵人才。例如，其中有一位叫做苏锡珍的英语老师。他就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任出征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翻译官。能懂得十三国外语……

当年划右实荒唐

于是，就在大字报上揭发出来。就这样地，便把这些当作划他们为“右派分子”的条件了。

但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都把他们作为敌我矛盾去处理嘛。更何况，在战场上放下了武器的敌人，都能按照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对待，何况他们？

而现在，这些评划出来的右派分子，他们都已经勤勤恳恳地为新中国服务了七、八年之久，怎么会一下之间，便会变成为了以人民为敌的妖魔鬼怪呢？我们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无法去理解这些想不明白的问题。

‘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

再加上，在1957年的上半年，党就号召广大群众，要积极帮助党进行整风。

也许，在开始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中，他们在会上曾说过几句逆耳的话；也许，平时在与同事的交谈之中，曾经说过的一些话与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判别香花毒草的“六大标准”不大相符的言论。

‘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苏政策……。’。

‘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基层单位的领导。即‘党天下’’

……

我记得，在1957年高中入学后才一个多星期中，我就在学校办公厅四周墙壁上，所张贴的大字报专栏中知道，这些被逮捕的老师大多数，在解放前，有的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官，或伪职员，或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等等。

就是因为如此，在暑假到容县集中学习，开展反右派斗争时，他们就已成为和其他中学的十几位老师一起，初步定为有“右派言论”者了。

当暑假集中学习回来以后，在学校中又继续再深入揭发批判。最后，呈报上级审查批准。按照当时的政策，从此竟会遭受到如此严厉打击，实在料想不对竟然是如此残忍。

其实，人们对一种不良的现象提出批评，并不等于就是对政党或制度怀有敌意。换成另一个国度，同样的劣迹，人们也同样要深恶痛绝。

我开始隐隐约约感到，周围变得是那么狭窄。“解放区的天”并不都是“明朗的天”，再回想到当年目睹的土改运动中的现象时，那就不感觉到奇怪了。我想，毕竟这都是社会上的事情，是长辈们遇到的。认为跟自己目前的学习生活不大相干。然而，我的想法错了。紧接着，就在一年以后的1959年底，学校开展那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中，当年对大多还是年幼无知的中学生，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插红旗，拨白旗”等错误做法。实际上，这就是当年那者“反右”斗争的延续和翻版。就这样，自己在这场运动中，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进去，从此以后，就真正地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这是后话。正是：当年划右实荒唐，多是精英难培养；只因看法有差异，戴上帽子够冤枉。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

比如说，谁要是反映某某地方有人吃不上饭，这肯定得算是右派言论了。

要是某人说，当地党的干部成天不干好事，那肯定也是右派言论了。

在不少批判的大字报专栏中，还有不少写到：

‘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动纲领，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

第五十四章高一年级纪事〔下〕（14）

‘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党的形象，夸大现实中存在的困难，消极悲观。’

‘反映农村生活贫困，就认为是党的工作存在严重失误，认为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公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进行评头论足。’

……

当年，国家的知识分子实在大少了，他们本来就是国家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些年来，他们竞竞业业，埋头苦干，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培养出不少各种有用的建设人才。

尽管，他们可能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存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或者在思想上，一时还跟不上突飞猛进与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