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难以预测很大程度上因为参与者是人，人的特点在于他们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又改变了原来的预期，这就像量子物理的测不准原理一样。

经济演化的规律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并不代表它没有规律。正是主流的思想认为经济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少数能够进行某种程度预测的人才在偷着赚大钱。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隔壁的百万富翁可能是炒房炒股赚了大钱，他靠的可能是运气加上勇气，但也不能否认也有可能靠的是系统的策划和预测，这种预测抓住了时间和财富的函数关系，一举获得胜利。

答案是：不太可能演化出完全相同的生物，但都会遵从共同的演化规律。进化是一个多解方程，在相同的环境下，会进化出不同的物种。进化是一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体，对于进化，有时我们并不能够预言未来，这是进化论的“软肋”。

伯特兰·罗素宣称“假如进化论的伦理学能够成立，那么对于这个进化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可漠不关心，因为无论它是什么，都可以由此证明它是最好的。”

假如在茫茫的宇宙中，恰好有一个和地球完全相同的星球，它不仅有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地貌，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历史。那么它是否会演化出相同的生物呢？是否会有和我们人类同样的物种呢？

人们认为短期和长期都是不可预测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被认为是老成持重的、成熟的，而试图对未来进行预测的行为，总被认为是荒谬、幼稚和可笑的。殊不知，这种“老练”可能是一种老朽或者用四川话说是“假老练”。科学规律的发现使得一些预测越来越有谱，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可以大致清楚过去的100多亿年以来宇宙的演化，我们现在也可以大致预测太阳在未来的10亿年辐射将增加10%。虽然没有人能够验证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使我们大体上可以确信，因为我们发现了宇宙基本的演化规律。

亚历山大·依格格韦奇·凯特格罗迪斯（AleksanderIsaalovichKitagorodisii）有一句名言：“一流的理论做预测，二流的理论下禁令，三流的理论进行事后的解释。”

以此标准，进化论更接近于三流的理论。几乎所有的运用进化论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论述，也着力于解释方面。总体来看，进化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现象是可以解释的，但是不可以预测的，他们认为经济是在复杂环境下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

经济事务的可预测性很可能是被“假老练”们给扼杀了，因此它始终处于萌芽状态，不能生长。也有一种可能，“假老练”们都是一些徒有虚名的精英阶层，而真正懂得经济运行规律的人却在悄悄地赚钱。尽管这种说法显得有点滑稽，却不是戏说，可能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一切进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这是进化论无法使我们对未来的进化做出合理预测和控制的另一个原因。它所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揭示复杂的结构如何具有一种使进化进一步发展的调整方式，但是由其性质所定，这种发展本身难免是不可预测的。

就我们平常的主观感受而言，解释性的东西虽然也不错，但显然没有预测性的理论更具有魅力和价值。假如你在2006年初买了中国上市公司A股的股票，到了2006年年底出售，你的平均收益会在80%以上。要想赚到这个钱要么有运气，要么就要会预测。

毋庸置疑的是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或者简单地说对某种商品价格走势的预测肯定还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泡沫现象研究甚深。他认为，泡沫发生在某个新事物出现，且其价值难于确定的时候。例如，一种新的技术或新的金融工具就可能引发泡沫。金德尔伯格像很多人一样，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掌握了预测这门学问的部分法门时，金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演化的学说最有可能通向经济预测的大门。一方面，经济本身就是演化的，而演化本身总是有其固有的节奏和规律。假如你研究一个新建成的水库或者一个刚刚荒废的一片耕地，就会准确地预测各种生物进入的顺序和它们之间在演化中形成的步调。另外一方面，经济事件中的人也遵从演化规律，前面的章节我们部分地揭示了这一问题。

世界上最著名的风险投资—红杉资本也许是深谙其道、秘而不宣。它的创始人唐·瓦伦丁曾经宣称，自从自己1959年来到硅谷，“没有什么是革命性的，全是进化”。就是说，所有技术进步都是相互呼应的，所以投资决策并非凭空而来。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

4亿年前的泥盆纪，海洋生物开始逐渐上岸，它们用鳍走路，行动相当缓慢而吃力，但是，它们可以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因为陆地上尚没有竞争者和捕食者。如果是在今天，这些动物刚刚爬上岸，就可能成为哺乳动物的美餐。以今天的眼光来看，30年前，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车库里编写的软件是简陋的，今天如果重复他们的方式肯定没有任何出路，所以我们总是感慨过去更容易一些，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阶段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斗争和生存机会。

这个道理肤浅得不言自知，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还是一再犯顺序上的错误。在美国适用有效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形态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上一次发生的事件不一定在下一次重演。2006年早些时候，在中国想推行自己的3G标准的背景下，竟然有专家建议运营商不妨模仿小灵通的模式，让运营商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部署网络。这种模式的精髓是运营者不要首先争取主管部门的批准，而是要先建设造成既成事实。这显然是闹笑话的一个建议，小灵通的背景是运营商想上，主管部门试图阻止。对于中国自有标准的3G网络则正好相反，运营商唯恐避之不及，想上的是主管部门。

进化是一系列在时间轴上展开的事件，经济进化的密码在于环境和次序。这种次序正是通向对未来财富走向预测的入口。诞生于19世纪初期的山西票号因为它的制度非常先进，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但到了20世纪初，还坚持原来百年老店的制度和经营方式，于是很快就被更先进的西方银行体制取代了。

时间在经济演化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经济事务和一切事务一样都是在时间中度过的，而是说，时间在经济中是可以被操控的，有人把山东的大白菜运到北京去卖，也有人把黄金存储起来，企图保值、增值，后者就是操控时间为财富服务。

财富的进化时间表

然而，我要冒昧地说，罗素式的对进化论延伸的质疑或者哈耶克式地认为进化就是不可预期是有点南辕北辙了。一言以蔽之，进化论虽然是多解方程，但却不是随机数。要想延伸进化论，并不能仅仅停留在被动的解释层面，从而作茧自缚。进化论也是可以预言某种现象和趋势的。它比来源于历史知识的类比推理具有结构性的优势，因为历史规律会重复但事件不会重演。它也比来源于主观想象的对未来的预测更有谱。

一种生物在产生和繁衍之前，必须首先产生与之相匹配的条件。自养的植物必须先于食草动物产生，一个地区隔离出来作为自然保护区，先迁徙过来的肯定是兔子之类的食草动物，然后才有狐狸、大灰狼之类的食肉动物。

一定程度而言，红杉的故事的确可以被简化为顺应技术进化下的连锁反应：投资苹果电脑后，会发现它需要存储设备和软件，于是红杉投资5英寸软盘业务Tandon公司和甲骨文，接下来便是将小范围内的电脑连接起来的以太网设备公司3Com，当以太网技术成熟，更广阔地域范围的电脑连接就势在必须，于是红杉找到了思科。而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成熟后，对雅虎、Paypal的投资就顺理成章了。

也许是由于“视网膜效应”的原因，自从我写这本书以来，注意到了很多作者提到了演化、生物、遗传等字眼。《下一个大泡泡》是一本预测未来股市走势的书，作者哈里·登特写道：

周期性的危机并不是某种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是进化的产物，凡是进化，通常都会有周期性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攀升通常都是较为平缓的，但是崩溃则是猛烈的，这种周期性的图形形状很像锯齿，我们称为“锯齿形社会”。

近年来对预测学最大的贡献来自于DNA研究。尽管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是从DNA上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一个人的特质和个性，如果你愿意的话，在未来甚至还可以改变它们。在人类学上，通过DNA追踪，我们可以比过去更准确地知道历史上各个民族在全世界的分布。不过，最大的成果也许来自《一门新科学》的作者斯蒂芬·沃尔弗拉姆。他提出自然界中最复杂的形式和周期，实际上不过是那些最简单的形式和成分的重复而已，这是长期进化的结果。

通过DNA可以分析预测一个人的特质和个性。这并不代表把这种方法延伸下去就可以预测整个人类社会和经济的走向。演化的基本逻辑可以使我们找到一条相对简洁的途径对人类总体的行为和经济进行预测。对于一个具体的人而言，我们并不去预测他何时、在何种价位买卖股票，作为群体而言，我们却可以预测“他们”在股票市场上如何行动。其内在原因是就每个具体的人而言，他的行为方式离散程度相当高，并且受到他独特经验、知识和环境的影响。但从群体特征上看，众人的行为方式是由进化规律决定的。这正如我们说人人自私却并不排斥像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种相对不自私的人的存在一样。

我认为，正是因为进化论的解释能力强于预测能力，所以在过往的150年间，进化论虽然向很多学科延伸，但都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力。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曾经预言：“心理学将稳固地建筑在赫伯特·斯潘塞先生（进化心理学家，哲学家）已奠定的良好基础上，即每一智力和智能都是由级进而必然获得的。”但事实上进化心理学也只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主流。进化论在很多学科中，仅仅是点缀而已，根本没有取得它应该取得的地位。

1959年，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H·J·穆勒抱怨道：“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