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个冤法？”我追问道。

“冤之一，他们的飞机被击落在弹子石长江一带，当时并没有死，是救援太慢淹死的。空军死在水里，所以很冤。”老曾又指着墓碑上的俄文讲：”这个卡特诺夫的俄文写错了，写成了卡特诺娃，成了女人的名字，此为冤之二。”

一早起来，是一个晴天。我在办公室忙着处理公务，还没有到中午吃饭时间，潘天棒就载着老曾来接我和小敏了。

“老罗，快下来，去鹅岭搞着！”潘天棒在电话里很兴奋。

11号图就要解开，大家都很兴奋，决定第二天白天去鹅岭寻访，虽然露台上有点凉，还是聊到一、二点钟才各自入睡。

老曾摇摇头说：”这倒不是。抗战时期，苏联曾经派了一千架飞机到重庆，以志愿兵的名义参加保卫重庆的空战，如果没有这些飞机，重庆在大轰炸期间还要死更多的人。由于这两个飞行员死得太冤了，所以我给他们献花。”

虽然不是周末，公园里却依然人来人往。这里已经成为重庆退休老人的天堂，喝茶的、跳舞的、放鸟的、遛狗的，还有打太极拳的，从大门入口广场直到上山沿路平台，到处是高高兴兴的老年人。

沿着石阶上行，老曾突然在路边扯了一把鲜花，向岔道走去。我指责道：”老曾，你这可不对哈，破坏公物也还罢了，可你都六十了，还采路边野花，会把我们这些小朋友教坏的。”

潘天棒惊奇地问道：”曾叔叔，你居然还懂得俄文啊！”

老曾把花放到墓碑前，向碑鞠了一躬，然后才回头告诉我们：”我每次来这里，都要给他们献个花。”

小敏好奇地问：”曾伯，是不是他们救过你和你的家人？”

我说：”这个有什么奇怪，老曾他们这一辈人大部分学的外语都是俄文呢。我奇怪的倒是另一点，这两个飞行员牺牲在长江里，为什么墓碑却在鹅岭？”

老曾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不过，当年苏联飞行员主要是在万县阻挡日本飞机。”

碑前那位白发老人转过身来，插嘴道：”说得不全对。1938年和1940年，他们两位是在重庆病死在仁慈医院，医院安葬他们在袁家岗左侧山头，后移至袁家岗至石坪公路右侧，因修袁家岗到石坪桥的公路，1956年移到江北杨家花园的陵园墓地。但是那里的墓地太狭小，政府觉得长期安葬国际烈士不当，1959年的时候，经重庆市委决定才迁葬到这里。淹死的飞行员另有其人，万州有一个库里申科烈士墓，是他们的大队长，才是牺牲在江里的。他在战斗时发动机出问题，降落在长江，但他体力不支，游到岸前淹死了。”

老曾嘿嘿笑着没有答腔，埋头向右上的一个平台走去。平台上是一个纪念碑，碑上刻的是”志愿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苏联军官，司特诺夫、卡特诺夫烈士之墓。1959年立。”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碑前瞻仰。

我嘲笑他道：”怪不得中国空难那么少，原来只是因为你搞旅游去了，幸运啊！”

我们和老人一起从纪念碑下台阶，老曾又问道：”听说陈纳德走的时候，很多在重庆的文化名流给他送礼物，是不是有这回事？”

老人白了老曾一眼，似乎觉得在这种地方讨论这样的话题很意外，顿了一下，却笑起来：”是啊，陈纳德喜欢中国文物。那个欢送会上给陈纳德的礼物堆成了山，好多都是玉器和古玩！最值钱的东西是中国现代国画的代表作，徐悲鸿的《八骏图》！”

讲完，老人向我们挥挥手，告辞走了。

老曾带着我们继续向虎岩方向走，一边说：”传说当年陈纳德非常喜欢徐悲鸿的《双鹫图》，蒋介石给徐悲鸿做工作，希望能把这幅画送陈纳德。但那幅画徐悲鸿看得比命还重，自然不会给的。原来最后陈纳德拿到的是《八骏图》啊，也起码值上几百万上千万的！”

《八骏图》在中国现代国画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到现在许多工艺品商店还拿这幅图作题材，各种各样的仿品层出不穷，没有想到真品却早去了美国。

我挖苦老曾：”刚才那位老人，一看就是当年的军人，说不定还做过空军呢。空军是一份玩命的工作，人家可不认为一幅画有什么珍贵，只有你老人家才会在别人讨论飞机性能的时候，去关心财宝的事情。”

老曾笑笑没有理我，只顾向前走。潘天棒则兴奋地和小敏讨论我们会不会发现比《八骏图》更值钱的东西。

向上走了几步，眼看就要到虎岩边上的绳桥了，突然有两个年青人从林边跳了出来，挡在我们的面前！

我急忙挡在老曾的面前，同时把小敏的手一拉。这时其中一个年青人开口了：“对不起，前面在拍电视剧，请走另一边。”

原来是拍电视的，还真吓了我一跳。

老曾说：“我们就是要到前面，绕路绕不过去的。”

年青人说：“实在抱歉，我们只拍一下午。”

我们只好停下脚步，老曾指着前面一个绿色的水池，池上有桥，池中有一个石笋。桥上的扶手是水泥做成的绳索样子，几个演员正在绳桥上摆造型。“这是榕湖，那个水池边上，就是虎岩的洞子。”

费了好大力气才勉强看清，池边翠竹之下，有一条小径，小径末端，似乎有一个入口，那就是老曾说的虎岩了。

正是午饭时间，拍电视的摄制师正在吃盒饭，并没有动镜头，照理讲，我们过去看几分钟并没有什么影响，但两个年青人坚守岗位，死活不放行。

老曾有点生气了，还想说什么，我拉拉他的手臂，说：“算了，我们先去吃饭，过会再来吧。”

我们回头走到鹅岭街上，在一个家常菜小馆子用午餐，老曾担心地讲：“刚才我看虎岩那里，岩上已经有一座新房子，不晓得修房子的时候，会不会把岩洞破坏了。”

匆匆吃完饭，再上来看虎岩，两个年青人端着盒饭在路边坐着，依然不放我们通行，说是拍摄已经开始了，还需要过些时间。

看看林中池上，摄制组放的液氮象雾一样飘着，两个演员正在演出，我们也只好作罢。

“实在没有办法”，老曾说：“我带你们先四处逛逛去吧。”

“好啊，我要看蒋介石住过的地方！”小敏说。

蒋介石住过的地方，就是飞阁。绕了一个大圈子，我们从两江亭边来到飞阁门口。这座建筑风格别致，据说是后来整修过，只有正门还是保留着旧貌。

“习习晨风迎朝霞，犹有万家灯火，

沉沉夕照送落日，更上千尺鹅峰”

飞阁门上的对联，写的是当年鹅岭能看到的夜景与日景。

老曾讲，最早的两江亭其实只有两层楼高，那时站在鹅岭上，实际上看不到现在那么多的灯火，更没有现在那样的城市辉煌。但即使在那个时候，重庆的夜景已经是中国一绝了。

因为没有旅游团来，飞阁里面关着灯，一个中年妇女睡眼朦胧地走出来，说：“这里不能参观，只接待旅行社。”

我们只好退出来，在飞阁周围打量。飞阁下坡方向有一个亭子，里面一些老年人在跳舞，歌手也是老人，正在激情洋溢地唱着老歌。亭里的音箱声音开得非常大，弄得这一带吵闹不堪。

我们从侧面过去，寻找宁静的地方。转过弯，看到飞阁的背面，居然就在榕湖的旁边！

我兴奋地说：“老曾，飞阁里面住过蒋介石，为了安全，一定是有地道的，说不定也和虎岩相通！”

老曾点点头：“鹅岭这个地方，沿街上有十几个防空洞入口呢，整个鹅岭，下面有一个防空洞网络。”

既然飞阁和虎岩都不能进入，我们只好在飞阁后面的林中茶摊坐下来商量。

端茶来的服务员是一位胖乎乎的中年女人，笑容可掬，就像整天都有开心事一样。我问她：“大姐，请问你是不是附近居住的人？”

胖大姐说：“是啊，我从小就在鹅岭街上长大的！”

“那你知道鹅岭下面有地道没有？”

“有啊，多得很！”胖大姐麻利地给我们泡茶，一边说：“年青的时候，我和老公，我儿子还有我的妹妹，从后门那边崖上钻过一次进来，结果从飞阁的地下室钻出来了，还被看门的骂了一顿呢，

“下面是一条洞，还是有很多支洞呢？”

“支洞啊？下面多得不得了，而且黑漆漆的好吓人。我们钻洞的时候，突然从支洞跳出个人影，吓得我们大叫。那个人影说：‘莫怕莫怕，我也是人。’哈哈，当时差点吓死我！”胖大姐开朗地笑着。

老曾问：“你说的后山，是不是有一个石头房子的旁边？”

“是啊，你晓得所，离这里很近。如果你们要去看的话，这些茶碗给你们留着。”

“走，去看看。”潘天棒起身，很急切地催我们出发。

白发老人讲：”当然！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成立了一支专门的空军部队，用的都是美国战机。他们在云南、缅甸打空战，把日本打得灰头土脸，主要原因还是飞机制造技术水平更高。因为连战告捷，中国的老百姓把这支美国援华空军称为飞虎队。领导飞虎队的那位陈纳德将军离开重庆回国时，蒋介石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派车去接他，但在路上就开不动了，因为给他送别的老百姓太多，把沿途的路全部塞满了。老百姓最后是把这辆车抬起来走的，还绕了好多弯路，抬上一个个石阶，陈纳德才到达主席台。那时的报纸上讲：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人心！其实啊，我看陈纳德之了不起，是因为他在中国呆了八年，一直努力帮助中国人抗日。但中国飞行员素质并不差，爱动脑筋而且更亡命！1940年的时候，一帮中国飞行员发明了用小降落伞丢炸弹，在空中引爆的战术，那段时间，这些中国飞行员用这个办法把日本人打得很惨！如果当时中队有和美国质量一样好的飞机，我们一样会取得飞虎队那样的战绩！”

潘天棒悄声在我耳边说：”其实我小时候的人生理想，就是造飞机。”

这个老人看起来比老曾年龄大了许多，但腰板却挺得笔直，可能以前是位军人，说话不容置疑。

“发动机中途出问题？那是装备太差了、飞机的质量太歪了，是不是中国造的？”潘天棒是一个军事发烧友，忍不住接过话头。

露台上夜风乍起，天气有点凉了。

白发老人瞧了瞧了潘天棒，讲道：”小兄弟，那是苏联的飞机。中国那个时候只有九十一架可以用的飞机。苏联飞机虽然比中国的好得多，但还是不如日本，所以在空战中很被动。到1939年后，苏联战场吃紧，援华的志愿兵空军就撤走了。”

“对！”老曾说：”1940年以后，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就疯狂起来了。如果苏联空军还在，重庆大轰炸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潘天棒问：”那个时候，还是美国的飞机最好吧？”

来到鹅岭公园，从停车场出来到大门，有许多老人从大巴车上下来，聚在门口热烈地聊天。

老曾一进大门就直接向虎岩方向走，一边走，还一边担心地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不知道虎岩那里有没有办法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