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个简单的例子。譬如一个人生了病，去医院看病，对于选择门诊的医生，我想病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位医生的学历如何、资历如何、医术如何，因为治疗的有效性和这些因素密不可分。至于这位医生口才如何，是否幽默风趣，是否能把那些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给你解释清楚，这些大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根据人们的日常经验判断，治疗疾病是一种专门的知识，光靠一张嘴的赤脚医生要治出毛病。如果你要说”言论自由，我没学过医，我就觉得风趣的医生说得好”——笔者个人以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少数的个案。

但同样的事情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譬如最近两年热起来的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百家讲坛》。人们关注它，追捧它，原因很简单，一言以蔽之：通俗易懂。

但也正是寓言的这些特性，如果读者在解读的过程中，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本着自己的目的去看寓言，往往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想法，因为这样会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抛弃那些不符合自己要求的东西。这样，南辕北辙、指鹿为马的事情在解读寓言的过程中就常有发生。

《庄子》中有很多很多的寓言故事，我们熟悉的成语中源于《庄子》寓言故事的就有不少。如朝三暮四、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庖丁解牛、井底之蛙、越俎代庖……如果我们都按于丹教授的解法去看这些寓言故事，也许我们离庄子的本意相差的就不只是十万八千里了。

我们知道，庄子在说理过程中很喜欢用寓言的形式来展开，这是《庄子》说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寓言这种题材，它能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寄寓高深的道理，一般通过借小喻大、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此喻彼等形式巧妙地表达作者的看法。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公开法庭上有意以蔑视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在座的500位公民，最终令得一代大哲饮鸩而亡，以死证明了希腊民主制度的荒谬——这个自称言论自由的社会，公众因他的言论反民主而处死了他。这是苏格拉底自己设计的迂回战术，很巧妙，也很悲壮。最终，他”赢得”了审判，雅典输了。今时今日，这种战术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不能期待若干年后，待到中华文明散落成片之后，期待史家给予我们叹惋的赞赏。换言之，我们可以”赢”，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没有输的退路。

因此，我们现代人在解读传统经典《庄子》时，不应与”买椟还珠”的郑国人一样：只看中了盒子，却遗失了真正具有价值的珠宝。

第三编透过于丹看社会

为什么我们的公众一方面宁可听一位好医生以不近人情的表情说些不知所云的专业名词，另一方面却又对通俗易懂的信口开河津津乐道？我们的文化，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当然绝不仅仅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就理应受到轻薄的待遇吗？

杨昊鸥

对笔者而言亦师亦友的晋如兄最近发起签名活动，吁请媒体停止对于丹等的过分炒作。笔者甘附骥尾，参与了这次签名。笔者无心作一个代言人，却也不想我们共同的立场因措辞的激烈而遭人曲解，或者成为口水战意义上的把柄，笔者只是感到有话要说。

我不讳言，我，我们，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和正在接受专业训练的人群，我们有资格在一些专业问题上发言，正如我们没有资格去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相对论。这条简单的思路来自于《理想国》，也是苏格拉底获罪的口实之一。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他的杂文集也以此命名，叫做《沉默的大多数》。而笔者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沉默的少数人》，篇幅不长，兹录于下：毫不讳言，写下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向王小波致敬的意思。

苏格拉底的结局与《百家讲坛》的反对者

这样看来，于丹的误读还是很明显的。但我们还想知道的是，于丹为何会出这样的错？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韩非子》里面一个经典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叫做”买椟还珠”。

故事说的是有个楚国的珠宝商人，到当时的郑国去贩卖珠宝。为了能更好地销售他的珠宝，他特意”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然后把珠宝装在这些雕刻装饰精致美观的盒子里面。有一个郑国人，看中了那盒子，却把其中的珠宝还给了那个楚国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