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6月20日，满载货品的“仙女号”离开英国利物浦开始它的处女航，5个多月后停靠在伶仃洋上。随它前来的，还有渣甸的外甥、后来成为怡和洋行合伙人的安德鲁·江斯同（AndrewJohnstone）。

1833年秋，渣甸派遣“杨格少校号”（ColonelYoung）驻扎在泉州湾外作为定点“买卖”或“供货”的鸦片趸船；“仙女号”则往来于泉州与广州之间，将鸦片由伶仃洋运到泉州湾，然后再将所售鸦片银钱运回。“仙女号”为渣甸·马地臣行仅仅服役了3年。1836年，“仙女号”携带着7万元鸦片款返航时，突然不知所终。事后得知，是6名马尼拉水手杀害了船长、大副和二副后，将船开到吕宋岛附近凿穿沉海。这些水手日后试图在马尼拉出售手中的赃物时，被渣甸·马地臣行的代理商发现并抓获归案。“红海盗号”为怡和洋行服役了约20年后，1853年7月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广州时，同样突然不知去向。人们猜测，或许是在孟加拉湾遭遇大风暴而沉没。不过，像“仙女号”一样被劫夺也未可知。

飞剪船队：鸦片贸易的制胜武器1833年，英国国会法案结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特权，并于次年正式生效。在更大机会到来之前，在沿海贸易成功实践之后，渣甸·马地臣行决定以更大规模、更加系统的方式从事鸦片经营事业。

成功在于早作准备。在1831年3月10日的一封信里，渣甸写道：“我们的想法是，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到期后，很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投机者加入贸易，这些人只是为了汇兑而不考虑收益，除非是大规模的经营，而且必须抢先对手一步知道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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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甸·马地臣行不能不提的第二艘飞剪船，就是著名的“仙女号”。它虽然比“红海盗号”要小得多——吨数才161吨、长235米，但却是第一艘专为渣甸·马地臣行建造的飞剪船。建造期间，渣甸从船内设施到船员配备，都不厌其详地写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伶仃洋鸦片走私基地的形成和对华鸦片贸易的扩大，使鸦片商们愈来愈不满足于一年只到中国做一次鸦片生意。如果一年之中能来中国多跑几趟买卖，那将是翻倍的利润。尤其是每年新年之始，更是他们备感叹息的时候，因为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鸦片开市拍卖，此时鸦片价格较低，如能运到中国销售，获利一定丰厚。可惜此时正是东北季风劲吹之时，港脚船无法来华。在这种情况下，鸦片商们迫切需要新型船只的出现。再说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鸦片销售中挖到金矿的渣甸·马地臣行，也需要更多飞剪船的投入。于是，一种专为对华鸦片走私之用的新式船只应运而生，这就是鸦片飞剪船。

速度是成功的关键。在鸦片飞剪船方面，渣甸再一次跑在了其他鸦片商的前面。其中，“红海盗号”（RedRover）和“仙女号”（Fairy），是渣甸最值得一提的两艘鸦片飞剪船。

“仙女号”作为往来于伶仃洋与泉州湾的联系船，有时也直接将鸦片运送到一些沿海的城镇和乡村，是渣甸·马地臣行的第一艘“沿海航船”（Coaster）。“杨格少校号”作为鸦片趸船停靠在泉州湾，意味着渣甸·马地臣行又一个固定的鸦片基地的建立。渣甸·马地臣行和颠地行的几艘中型船只，还停泊在南澳岛从事鸦片贸易。

这艘排水量254吨、全长30米的“红海盗号”创造了跨洋运输鸦片的历史，在86天内完成了从孟加拉国到中国的往返航程。后来，这艘飞剪船更创造过18天内完成从加尔各答到伶仃洋的纪录。“红海盗号”出现后，其他鸦片商纷纷效仿，大批飞剪船被投放到对华贸易中。较著名的有：“精灵号”、“格兰特女士号”（LadyGrant）、“赫伯特·科普顿爵士号”（SirHerbertCompton）、“架华治家族号”（CowasjeeFamily）、“爱德赛号”（Ardaseer）、“爱娜号”（Ann）、“罗博·罗易号”（RobRoy）、“珍珠号”（Pearl）等。

1833年年初，在克里夫顿的周旋下，渣甸·马地臣行买下了“红海盗号”克里夫顿以外的另一半股份。3年后的1836年，克里夫顿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决定退休享受生活时，将自己的股权也卖给了渣甸·马地臣行。于是，渣甸·马地臣行成为了“红海盗号”的唯一拥有者。

由趸船、飞剪船和沿海航船构成的一支完整的鸦片贸易船队组建了起来。渣甸·马地臣行购买了“壮士号”、“马叶斯小姐号”（LadyMayes）及“小神仙号”等船只，建造了更多造型美观而速度飞快的鸦片飞剪船。到1836年，渣甸·马地臣行已经有了20艘包括飞剪船、双桅帆船和纵帆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所组成的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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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北拓：从澳门到舟山中国东南部的沿海贸易，在渣甸·马地臣行的鸦片生意中，占据着愈来愈重的分量。鸦片贸易在急速发展，并不断向北拓展。

1829年建造于印度的“红海盗号”，属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后转业为商船船长的克里夫顿（W盋lifton）所有。

渣甸在1835年3月曾写信给在泉州湾的“杨格少校号”船长里斯说：“如果你能设法使中国官员除了你自己一帮人之外，对别人都加以攻击，那就太好不过了。我主要担心的是，人数一多会使政府憎恶烟商和船夫。而各商行之间的竞争也会大大降低（鸦片）售价。”

向当地政府交点“保护费”，既可减少竞争，又有助于鸦片的高价售出，自然是个不错的合作，但每年2万元就想一劳永逸地堵住部分贪婪的当地官员的嘴，却并不容易。泉州方面的有关官员称，还得再交一笔钱以支付官船的开销。

最后，这两家大鸦片商与当地不法官员的交易未能达成。渣甸·马地臣行与颠地行合作贿赂泉州官员一事泡汤。

成立不到几年的渣甸·马地臣行，在鸦片运输和销售领域建立起了超强的实力。如果说有什么竞争对手的话，那就是颠地行（宝顺洋行）。

在长达几十年的竞争中，这两大行之间善意的合作不多，更多的是两者互不相让的竞争和算计。不过，1836年，它们在泉州却有过一个罕见的合作计划，即双方试图联手与泉州的地方官员达成一个协定。颠地与渣甸联合提议，每年支付泉州相关官员2万元，条件是不许别的鸦片商在港内售卖鸦片。

在东南沿海一带做鸦片生意时，渣甸·马地臣行和颠地行等鸦片商与当地官员和鸦片贩打交道要容易得多，售价比珠江三角洲一带也要高出许多；但即使这样，也依然要低于一些中国二手鸦片贩的价格。

1834年，渣甸要求“杨格少校号”船长里斯（Rees）前往台湾，调查当地走私鸦片的可能性。

郭士立在1834年1月写给渣甸的信中说：“我为这样一种贸易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地欢欣鼓舞，但也同样为一个村庄居民（的行为）而感到痛心。这些村民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当我们的船靠岸（准备取淡水）时，他们表现出很深的敌意。这使我们对这帮群氓没有好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几乎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中都有郭士立的身影：1834年年底，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翻译兼秘书；林则徐南下禁烟时，他随义律一道与林则徐交涉；鸦片战争中，他以翻译身份参加了战争全过程；战后《南京条约》谈判中，他充当英方的翻译；之后他又担任了8年香港总督、英国驻华公使（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

1836年，渣甸希望船长去往更北的舟山开辟市场。渣甸在一封信中写道：“要是能派一艘船去舟山群岛，在那里待上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可行吗?在那一带，烟价很高，只要有股韧劲和处理得法，不忘向官员行贿，我想，我们会很成功的。”

1838年1月，渣甸下令让“芬得利总督号”（GovernorFindlay）为中国的烟贩将鸦片运到长江口，同时希望能打开舟山市场。同年5月，马地臣不无欣慰地写道：“沿海贸易如愿兴盛起来，新近我们已将它扩展到了舟山。”

同一年《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现在，从澳门到舟山的中国沿海，是20艘鸦片船经常往返航行的区域。广州水域则变成了30多艘鸦片船的大型集合地。在澳门，除了几家商行在大规模地从事鸦片贸易外，还有五六十个小商贩也在按斤论块地分售鸦片。”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北京，1999，271页。

敢于冒险和先人一步，正是渣甸和马地臣在鸦片买卖上的成功之道。此时，不仅体现在拓展中国沿海鸦片销售市场上，也体现在运载鸦片的交通工具上——渣甸·马地臣行打造了一支往来于印度与中国，广州与东部沿海之间的极具竞争力的飞剪船队。

伶仃洋上的趸船，是常年停泊的“水上仓库”与鸦片基地。存储在趸船上的鸦片，由港脚船从印度远道运来。在以机器为动力的汽轮船出现之前，帆船在大海上航行，主要借助于风力的推动。在印度洋及南中国海，每年10月到第二年3月的东北季风，以及夏季的西南季风，主导着海上的航运。依靠这两种季风，每年港脚船在夏天来到中国，冬季驶回印度；也正是受季风影响，普通的港脚船一年只能到中国跑一个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