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立的内心显然有过冲突和犹豫，他甚至就此去征求过别人的意见。最后，邪恶战胜了理智，金钱战胜了教义。

1832年10月20日，郭士立在“经过自己心灵的冲突”后，登上了渣甸·马地臣行的飞剪船——“精灵号”。就这样，郭士立手上拿着《圣经》，脚下踩着鸦片箱，心中装着上帝的信仰，开始了他的传教布道与走私鸦片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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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郭士立：最佳鸦片翻译印度鸦片产量的增加，愈来愈多的鸦片运到伶仃鸦片基地，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鸦片。时紧时松的政府查禁行为，导致鸦片市场价格的暴涨暴跌，竞争加剧又使得鸦片贸易利润受压。

自称“打开中国沿海贸易机会的第一人”的马地臣，在1824年9月1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前两三次颇为成功，我很想把贸易扩大到鸦片以外的其他商品方面。但是此间和澳门的中国官员大为忌妒，致使我们常去销货的沿海一带常常发生很严重的干扰，嗣后我们就不得不虚费航行的开销……我仍然认为总还可以做一些规模的经营，但是时机不利，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停止这种生意。”

与此同时，渣甸还答应为郭士立正要编辑的刊物提供6个月的经费。这份刊物即1833年创办的“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曾中途停刊，1837年复刊，由郭士立与马儒翰（J盧盡orrison，马礼逊之子）合作编辑。次年终刊，原因是鸦片战争行将爆发。

1832年2月，东印度公司租用“阿美士德勋爵号”载着棉布和棉纱等货物起锚北行，调查中国沿海市场情况。“阿美士德勋爵号”途经南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一直到达朝鲜沿海。这艘船上虽然没有装载鸦片，但装载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东印度公司的林赛，化名“胡夏米”，他身负的使命是查明这个帝国可以渐次对大不列颠商业开放最适宜的北方口岸有多远；另一个是普鲁士籍传教士、医生郭士立（KarlF盇盙utzlaff，又名郭实腊、中文笔名“爱汉者”，1803～1851）。由于会说中文——包括福建话和广东话在内的多种方言，“爱汉者”在此次航行中充当翻译。就在前一年（1831），郭士立刚乘船沿中国海岸北上到达过天津、辽东半岛附近。

1832年秋天，渣甸·马地臣行作出重大决定，即租赁新建造的飞剪船“精灵号”（Sylph，又译为“气仙号”）远征天津以北。前往陌生的华北地区推销鸦片，没有好翻译随行断难成功。这时，刚刚随“阿美士德勋爵号”从北方回到广州的郭士立闯入了渣甸的视野。这位在华传教多年、娶了英国女子为妻的传教士，不仅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生，而且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请到郭士立担当此次北行的翻译，自然是最佳选择。

气候严寒，狂风暴雪。“精灵号”顶着强烈的东北风向中国沿海北行。在驶经南海、东海、黄海长长的航程后，终于抵达天津海岸。但是北风怒吼，船只难以靠岸。于是，“精灵号”继续向东北航行。

为了让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参与鸦片走私，使一位医生参与毒品兜售（其实渣甸本人当年正是从事医生职业），渣甸开始了极有技巧的说服工作。他给郭士立写信道：“我直率地、开诚布公地告诉您，我们提供此次航行所需的费用，主要依靠的是鸦片。很多人认为，鸦片贸易是不道德的，但我们殷切期盼，您不要因小而失大。对于任何一艘船来说，如果要想有机会获得航行所需费用，就得靠这类交易。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有劳您大驾时，您不会拒绝来为我们做翻译……您一定很清楚，在我们从事中国沿海贸易的过程里，其他船货所获利润都不足以吸引散商从事如此昂贵的探险。就我们所知，鸦片似乎是唯一有希望能使我们有余力满足沿海官吏贪得无厌的货品。收获让劳苦显得甜美，我们还可以说，收获使参与其事的人不再感到那么危险。”

接着，渣甸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丰厚的回报：“说了这么多，我们只想再说，对于您此行以船医及翻译身份所提供的服务，我们愿意付给您应得的报酬。而此次远行获利愈多，我们所能付给您的报酬就愈多。这笔钱对于进一步实现您心中伟大的目标，或许能派上用场。我们对于您的志业深感关切，并期盼您成功。”

在辽东半岛海域，郭士立及船上的人员经受了一次恶劣气候的生死考验。猛烈的北风吹涌起的波涛，经常席卷船只，似乎要将船吞没。而天气的寒冷，也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船内外全都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在热带生活惯了的印度水手们全都冻得手脚僵硬，无法正常工作，更有一名印度水手被活活冻死。

郭士立的此次北方之行，多半以探路和沿途搜集情报为主，鸦片销售本身并没有多大作为。倒是在回程时停泊上海及杭州湾，以及在舟山群岛和福建沿岸做成了一些生意。最后，“精灵号”在1833年4月29日回到伶仃洋。

这次航行渣甸和郭士立各有所得。“精灵号”为渣甸·马地臣行带回了25万多西班牙元的鸦片售货款。虽然收入算不得丰厚，但此次远征大致弄清了中国北方的市场状况，那就是华北尚未像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普遍售卖鸦片，鸦片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渣甸向郭士立发出了邀请。但是，以宣传基督福音为宗旨、以“拯救中国人心灵为志业”的郭士立，能够答应与摧毁和毒害心灵的不道德的售卖鸦片为伍吗？他的内心难道可以跨越这个巨大无比的障碍？

郭士立则不仅拿到了那份属于他的丰厚报酬，而且同样发现传教市场广阔无垠。郭士立在他的航行日志中写道：“目前，我们的商业关系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使得沿海贸易得以继续。我们希望最终有助于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许多扇门都会为此打开，届时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圣经》和教义手册，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上帝的恩典已推倒国界的墙，这项事功将持续下去。吾人仰望受赞美的救世主，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交付他手中，怀抱对主的信心，我们期盼万民归主的光辉之日，并愿竭尽所能推动这项大事功。”罗伯·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48页。

但是，郭士立在日志中始终只字未提“鸦片”二字，甚至连“洋药”这个词也予以了回避。深知鸦片毒害的传教士郭士立在将传教和贩卖鸦片合二为一时，内心曾经涌现过复杂的情感。对此，英国史学家布雷克评论道：“无论如何，当手执《圣经》、脚踏鸦片箱的郭士立出现在已知道事件真相的我们面前时，并不是一个好形象。在传教士看来，中国各省都需要福音，中国民众需要尽快获得拯救，但福音应该依附在有毒的鸦片上扩散吗?上帝难道会赞同毒害无数人心灵和的鸦片扩散，是从‘恶中求善’？”

这样，涌入中国东部沿海的鸦片船只日益增多。面对激烈竞争，马地臣在1824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最为遗憾的是，我们对东部的希望，除了葡萄牙双桅帆船‘康司提图秀号’（Constitucio）而外，又由于‘犹金尼号’的罗伯逊先生和‘詹姆西亚号’的颠地行布莱特（Blight）先生来到这同一市场而暗淡起来了。我们感到遗憾的理由是，枉为沿海贸易办法的创始人，而我们同行的竞争，竟不许我们多享受一点它的利益。”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126页。

从中国北方远航回到广东没多久，郭士立再次接受渣甸聘请，于当年夏天随“约翰·比加号”（JohnBiggar）北上泉州销售鸦片。船长麦凯（McKay）对郭士立的表现极为满意，他向渣甸报告说：“我得到郭士立医生的大力协助……泉州湾的贸易现在可以说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基础。”

从麦凯写给渣甸的信中，我们还可约略窥见郭士立是如何利用其特长为渣甸·马地臣行的鸦片兜售立下功劳的：“海关官员不大敢找我们的麻烦。但是在（泉州）港湾和在岸上，他们查缉很严。我们来此不久，就有一队六只船的船队停泊在我们附近。郭士立医生穿上最好的衣服（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以增气派），在两只小船的护送下拜访了他们。郭士立医生要求对方立即驶离，并威胁他们说，如果再敢停泊在附近，将会遭到击沉。水师船队立即开走了，并说是由于夜间看不清才误停在这里的。此后，我们再也没见到过这些水师船。”

郭士立在其《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中自称“经过自己心灵的冲突”，才登上了鸦片飞剪船“精灵号”。但是，后来的他似乎已没有那么多内心冲突。

渣甸·马地臣行成立前后，新的市场行情及运输条件正在发生巨变：印度鸦片产量大增，价格下跌；鸦片飞剪船的出现，使运到伶仃洋上的鸦片愈来愈多，鸦片商需要寻找和拓展广州以外的新市场。

为此，渣甸·马地臣行决心重新拓展马地臣几年前探索过的中国东南沿海市场，而“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Amherst）刚刚完成中国沿海试探性的贸易航行后顺利回到广州，更是激发了渣甸和马地臣向更远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推销鸦片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