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旺、米九几个死党很久以前就讨论过将来。小旺初中毕业就跟同村的堂弟去了上海，米九高中上了一年就辍学去了广东，高二那年春节我们又见了面，小旺和米九都穿了一身簇新的西装，神气活现的，但是我却一点也不羡慕，小旺右手少了大拇指，说是机器扎掉了，而米九村上传言说抽上毒了，我们共同的话题少了很多，从此我对南方充满了恐惧。

“来新疆吧！”新疆！新疆！二叔描绘的的新疆对我充满了诱惑：活好找，钱好拿，闲了可以到草原上玩玩，沙漠上溜溜，神仙一般的日子。在村头的小卖部里，五六个像我一样不安分的年轻人听着二叔打给我的电话眼都直了。二叔甚至说买了BP机，并告诉了我一串号码，叮嘱我有事给呼他，现在在一个叫哈密的地方干工程，千万别给其他人说他的事“亲戚太多，照顾不过来。”

有些动物天生就生长在水草丰美的地方，不用打拼，就能活出精彩人生；有些动物来到这世上就要苦苦挣扎，为了可怜的一点食物和阳光拼尽全力，我感觉自己就是村东头盐碱地上的一株芦苇，或是这几只忙碌又茫然的蚂蚁。

古老的豫东既有悠久的文化，也有悠久的贫穷。我的贫穷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我很不情愿地承认这一点。我的榜样是二叔，二叔在新疆已经混了小半辈子，是我们段氏家族这一支除了传说中远走新疆的大妗子外最有出息的人。二叔在我十岁那年去新疆找从未见过面的大妗子，但是去了五年也没弄清楚大妗子到底在哪儿，但是走南闯北，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几乎每年春节都回来，每次回来都有变化，这种变化头几年是外表的：蓝黑大棉袄换成了皮袄；后几年是内在的：话越来越多，搞不清哪句真哪句假，有时候又半天不说一句话，低着头想心事。

整个村庄静悄悄的，只有偶尔的一两声鸟叫才会打破这寂静。夏日的下午，暖暖的阳光照在背上，我聚精会神地盯着地上紧张地来回奔忙的几只蚂蚁，不明白它们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上高二后，我的处境很不妙。考大学以我的成绩基本无望；从不抽烟的爹得了一种肺病，脸经常憋得通红，40多岁的年龄农活眼看是做不下去了；对我打击尤其大的事我是全班第一个发现小曼谈恋爱的——对象是家里在街上开录像厅兼台球室的胖三，这小胖子经常在下自习后鬼头鬼脑地隔着学校围栏给小曼送东西，从此胖三就成为了我假想的死敌。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读书但不是考大学那块料。如果老天爷初中时对我明确表达这个意思时我也就死心了。可是中考镇中学排名第五的成绩让我昏了头，竟然萌发了到郑州上大学的幻想。高中第二年，我才琢磨明白了大学是怎么回事，我的学科成绩分布的偏科程度让最喜欢我的老师也绝望。数理化一团糟，每门课没有高于40分，文史地倒是年级排前几名，高二分科，我毫无悬念的学了文科。

这种结果其实得益于二叔：打小时候二叔每年春节从新疆回来呼呼啦啦都会从旅行包里倒出一大堆闲书，什么《大众电影》、《世界之窗》、《儿童文艺》、《辽宁文学》等杂志，还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小说，甚至还有一些缺头少尾的手抄本，《梅花党》、《303号房间的秘密》、《第二次握手》，日积月累，竟然有一大木箱，这些书有些成色较新，有些快散了，有些书页上还有油渍和饭粒，都是二叔坐长途班车或火车腆着脸或要，或捡，或五分一毛的收回来的。这一木箱书算是我的原始资本，周围各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箱好书，学校经常有同学人托关系找我借书或换书看，最后演变到借一本书五分钱，日积月累的，我竟也有了一百多元的进项。

罪魁祸首还是那个嘉陵摩托车。那辆摩托车本来好端端地停在二叔的堂屋里，我那天神使鬼差地翻出了钥匙，一踹，竟然突突地着了。我犹犹豫豫地在院里转圈子，小旺的弟弟一下子跳到了后座上，嚷嚷着去集上玩，我脑子一热就往集上开，过村口的小桥一看对面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一慌就冲进了渠里......

这些闲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带偏了我的思想。我的眼里不再有枯燥的数学，呆板的物理，只有一个个遥不可及却又活灵活现的地名与人物，和一些传奇的故事，我急切地盼望成为故事里的主角。

简单说明一下，在农村我其实算是一个又聪明又浑浑噩噩脑子里又满是奇思幻想的孩子——这一点每次在人生重要关头都救了我。所以其实上高中对我也算是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一则遂了我那可怜的老爹老娘的一丝念想，一则我的心思在小曼身上。小曼家在镇上，父亲是干部，我上初中时就着了魔式地喜欢上了她。

渠有一米多深，我的腿被车把豁了个大口子，小旺的弟弟头撞在水泥墩子上，当时就昏过去了。我和小旺弟弟都被送去了镇医院，我包扎好腿上的伤后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小旺妈妈呼天抢地地跑过来，一顿拳脚打在我身上，我啥也没话说。

小旺弟弟出院后落了个头昏的毛病，诊断书上说“严重脑震荡”，医药费需要三千元。老娘赶紧给二叔拍了加急电报，二叔汇来三千五百元，算是解了这个难。加上摩托车，18岁的我欠了二叔有一万了吧？

我永远忘不了9月的那个清晨，村里还没有升起一缕炊烟，我背着个蛇皮袋，检查了身份证，火车票，犹豫了一下，神使鬼差地又装上了高中毕业证，走出了家里的小院。爹娘都知道新疆很远，但是具体有多远在他们贫乏的大脑中是没有明确地概念的，只是把全部家当1000元给了我800元，窝囊了一辈子的爹娘啊.......

尤其是一本厚厚的硬壳书是我的宝贝。是去年二叔带回来的。这本书仔细被牛皮纸包了书皮，书皮上还用毛笔端正地用小楷写了书名。内页有些磨损，也发黄，起了毛边了，一看就有很长的年头，扉页用繁体字印刷着中华书局出版，还盖了一枚印章，由于年代久远印章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光泽，我仔细研究过也不知道这枚印章上是什么字。但是书的内容我却十分感兴趣，虽然全文都是用半文言文写成，但是还是难不倒我这个偏科严重的高中生。这本书书名叫《新疆游记》，是民国时期一个叫谢晓钟的官员写的日记。我看了三十多页，就被深深地吸引了。这本书给比二叔对新疆的描绘可精彩多了：五颜六色的穿戴打扮的姑娘，沙漠中废弃的城池，空旷无人的阳关大道，狼哭鬼嚎的戈壁烈风......，我决定把这本书好好珍藏起来，当做射雕英雄传中的九阴真经加以修炼，如果实在混不下去了，这本有年头的书看样子还能卖几个钱吧？

跟着乱糟糟的人群，不知道怎样就出了车站。回头一看，梁和景像个警惕的猎犬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妈的！我狠狠地骂了一句，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起风了。刚开始散落街道上的纸屑、塑料袋轻轻地在地面抖动，过了几分钟，忽然像得到了命令，全都激昂起来，张牙舞爪地向我们扑来。转眼工夫刚才还熙熙攘攘人群像变魔术般地消失了。我一时傻了眼。

“快给你二叔打传呼！”梁和景急起来，不知趣地开始催我，哪知道我想甩开他的心思。二叔如果看我再带来一个麻烦货，还不把我骂死？我灵机一动，一本正经地对梁和景说：“小梁兄弟啊，咱两个还得分头行动！你想啊，咱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是否有人盯上咱了，不如现在你在暗，我在明，装着不认识，一旦有事，你或我一出来，不就把坏人吓走了？”梁和景抓了抓乱糟糟的脑袋，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下定决心似的大声说：“这不怕！咱是来打工的，又没钱，谁会来抢咱，除非他是个傻吊！”说完呵呵的笑起来，肆无忌惮地向我展览了他的两个大黄板牙。我恨得牙痒痒的，但目前还不能和他翻脸，出门在外，谁知道马上会出啥事？也好，就让他暂时跟着。

我背起蛇皮袋，向有路灯的地方走去。村里出过门的人告诉我，到城里晚上要奔有路灯的地方，沿着路灯走。一是可以找到商店，可以买到水和吃的，二是有亮光的地方一般不会被抢。“现在坏人专抢农村来的！一千两千不嫌多，十块二十块不嫌少，王八蛋！”开小卖部的三大爷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肉直哆嗦。

在朦胧的路灯下，我忽然有一种在梦里的感觉。好像还在村里，刚从村西二蛋家打完牌，迷迷糊糊往家走，家里头的灶间炉上还给我留着饭，热乎着呢。

一辆小轿车从路边一摊积水上飞驰而过，给我洗了一个冷水澡，我这才从梦中醒来，不由得一边低声问候司机的老娘一边擦去脸上的污水。

走了半公里，终于在路边看见了一个铁皮搭的商店，一群蚊虫围着门口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乱飞，一个老汉正趴在冷柜上打瞌睡，冷柜旁边的小凳上放着一部脏兮兮的电话机。二叔啊，别怪我打扰你的好梦了！虽然二叔的BP号我早已烂熟于胸，但我还是紧张地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了记着号码的那张纸片，颤抖着手指拨出了126台：请呼95806号，请速回电话。请呼三遍。请再呼三遍。看商店的老汉已经清醒了，警惕地盯着我。梁和景也看出点啥了，表情变得异常严肃。我绝望地放下话筒，一屁股坐在地上。看商店的老汉说话了，口气比刚才传呼台女人声音更冷：“五块。”啥？拨不通电话也要钱？我被老汉差点气笑。

这老家伙也想欺负人。趁着天黑我赶紧溜。刚拿起蛇皮袋，老汉就看出了我的心思，见怪不怪地只是拿拳头咚咚敲了敲铁皮房，然后一言不发地闭上眼睛。一个壮实的小伙立马穿着短裤拿着根短棒从铁皮房冲了出来，大声嚷嚷“咋了，咋了”，看见这阵势，我赶紧扔了一张五元的票子，掂起蛇皮袋就走。

我得交代一下我的经济情况。本来我是不想出门的，但我家人丁不旺，就一根独苗，这在农村就是挨欺负的命。连几个本家姑嫂在我高考落榜后说话也夹枪带棒的，小旺的娘见了我眼睛都是红的，小旺回来我咋交代？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我这“文化人”处境极其不妙，不走不行了。出门时全家――那手脚不利索的经常憋得满脸通红的爹和大字不识一个的娘，千难万难还是给我准备了一千块。我活了二十岁还没有见过那么多钱，我可是去挣钱的，又不是去花钱，所以我只带了八百。买火车票花了三百五，杂七杂八买了些东西，（最关键的是五十元买了个收音机，这是我想了许久的东西，可惜火车上收不到台），花了一百五十元，还剩下三百元。在火车上我可是连一块钱一瓶的水也没舍得买，可一下火车就被弄走五块，真是心痛啊！

怎么办？与联系不上二叔相比，五块钱简直不算啥事了。

豆大的雨点忽然就砸了下来。虽然是七月，雨水落在脸上还是非常冷。路旁边堆着几根粗大的水泥涵管，我和梁和景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

人的死法有很多种，人的活法也有很多种。大多数情况下，人可以选择死法，但没办法选择活法，这也算是一个真理。

这是我从哪本书上看到的一句话。虽然高中算瞎混，高一报到时的雄心壮志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但在无聊时还是看了不少闲书，这句话就是从一本没皮没底的书上看来的。望着外边密集的雨点，我不知为啥想到了这句话。我是选择了自己的活法，还是不得不到新疆找碗饭吃？唉，这些问题让人糊涂。

雨天拉近了我和梁和景的距离，我不禁为刚才的想甩掉他的念头感到一点不好意思。眼下该怎么办？我倒一点也不害怕。说真的，没有了二叔，我更可以想干啥就干啥了。我没话找话地问梁和景，明天咱们干吗去？梁和景迷迷糊糊地嘟哝了一句“明天再说”，竟然就抱住头再没动静了。真是天生当盲流的命啊！我真是懒得理他了。出门后，我已经是下了决心，这次是要混出点名堂来的，好运不知在哪儿等着我呢。小曼今年也没考上大学，后来听说也出门去打工了，现在会在哪儿呢？也不知过得咋样？

一阵清醒一阵迷糊，最后一次睁开眼时，天已经透亮了，但雨还没停，更加冷了，幸亏从家里出门时带了几件衣服，都是逢年过节时才穿的，或罩或披，我全部裹在了身上，蛇皮袋一下空了许多。抱膝坐在街道旁的水泥涵管里，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点，我不由得有一些感慨，这雨可能昨天还在豫东我那贫困家乡的上空吧？忽然我又哑然失笑，家乡得罪了老天爷，非旱即涝，出门时已多日无雨，珍贵的雨水怎么还会和我一样千里迢迢跑来支援新疆？

街道上人渐渐多了起来，在涵管里，只能看见一双双脚匆匆地走过，有白晳穿拖鞋的女人脚；有粗壮穿皮鞋的男人脚；有纤瘦穿凉鞋的小孩脚，也有颤巍巍穿布鞋的老人脚。没人会弯下腰低下头看一眼的，我突然有了一种对这座城市莫名的恐惧。

“呼隆隆”一辆吊车开到了涵管跟前，工人要干活了。我赶紧摇醒了迷迷瞪瞪的梁和景，连滚带爬地从涵管里钻了出来。没人对我们的出现感到惊讶。一个歪戴安全帽叨着烟卷，工头模样的胖子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然后别过头，对着身后几个民工，用浓厚的川音开骂：“妈的龟儿，那么好的天气睡瞌睡，对不起老天爷！”说完把一口浓痰重重地吐到了我们脚下。

我和梁和景赶忙退后，像两只呆鸟看着眼前这伙人把我们昨天的窝转眼就搬的空空如也。

怏怏地离开了那伙人，我和梁和景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往前闲逛。街面上人和家乡县城相比人明显的少，也没那么热闹。我第一次看见了那么多的少数民族，戴花帽的是维族人，戴白帽的是回族人，也有许多人头上啥也没戴，不仔细看根本分不出是哪个民族。我生怕别人听不懂我的话，但随后的事情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不远处有一个大门，门口许多人在进进出出，看样子是个市场，不时飘来一阵阵的诱人的饭香，这极大地刺激了我俩的没出息的胃。不约而同，不由自主，我俩快步向那个市场走去。

雨停了。太阳高照，但一点也不感觉热，空气里有一丝潮气，让人精神也好了许多。

这市场让我大开眼界。一进大门，就有几十家摊位一字排开，都是卖枣的。原以为哈密就出产鼎鼎有名的哈密瓜，没想到还有大枣，当地人把这枣叫“五堡枣”，每个足有鸡蛋那么大，个个饱满红润，我的嘴里不由得满是口水。但价格也邪乎，大枣论公斤卖，一公斤要5、60元，我快速打消了品尝的念头。过了卖枣的摊位，在一家羊肉泡馍摊前我再也挪不动脚步了，管他妈，美美吃一顿！

一个戴小白帽的小伙子热情的迎上来。有了昨晚打电话的经历，我不免心里有些发悸。“坐嘛，坐嘛，大碗5块，小碗3块！”小伙子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动将价格报了出来。不等我们落座，两海碗滚烫的茶水就摆在了我们面前。“老板，大碗的！段哥，就在这吃吧，我请你！”梁和景歪着头讨好地看着我。

先是上来了小面盆似的一大碗羊肉汤，汤面上漂浮着细碎碧绿的香菜和小葱，以及星星点点的红辣椒，一股久违的香气把我快弄醉了。紧接着，五张白光光的大饼端了上来，奇怪的是，每个大饼都是坑坑洼洼的，让我十分纳闷。但我已经顾不得多想了，脑子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赶紧把这桌上的一切全装到肚子里。

当我打着饱隔惬意地剔着牙，看梁和景抖抖擞擞又故作潇洒地掏出一卷毛票付帐时，我开心极了。火车上的困顿，找不到二叔的郁闷，仿佛都丢到九霄云外了。转到狭小的后堂，刚才对大饼的疑惑找到了答案，原来这饼子是在铁锅里一堆黑亮石头上烙的，这样烙的饼子肯定香，酥，又不易糊。

“段哥，尝尝！”梁和景伸出手掌，黑黝黝的手掌上托着两个诱人的大枣。这小子，别看憨，手脚倒利索！我不由得对他生出许多好感。忽然，旁边的一段对话吸引了我，“怎么办？生意最好的时候人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见到这俩小子…….”说话的是一个满脸油光，蓄着小胡子，挺着大肚子，四十岁左右的胖男人，正表情激动地对羊肉泡馍的老板发着牢骚。是急需人的！我迅速做出了判断。我马上凑了过去，腆着脸（我自己感觉，在老家我已经多次这样找过工了），语调尽量平稳，对那男人说“老板，要干活的吗？”胖男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我，“要，有身份证吗？”“有，有。”我忙不迭地摸出身份证递上去。“河南人？”老板毫不掩饰地皱起了眉头。“行了行了啥，找个干活的还那么多事。”羊肉泡馍的老板开了腔。也许真是急着用人，胖男人招了招手，转身就走，我和梁和景急忙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梁和景偷偷拍了拍我，对我表示了十足的佩服。

到了一家挂着谢记川菜馆招牌的门脸前，胖男人闪了进去，我和梁和景也紧跟了进去。一个干瘦的女人急急迎了过来，“人找到了？我快吃不消了！”胖男人努了努嘴“这不是？两条腿的驴见不到，两条腿的人多的是。”女人瞪眼看了看我们，脸上有一丝不满的表情，还没来得及说啥，后堂已经一迭声催着上菜了。

饭馆不大，两个包厢，四张散台，人家叫胖男人谢老板，瘦女人是老板娘，一个大师傅，一个服务员，也是老板的四川同乡小尚。本来还有两个小伙子，一个打杂，一个也是服务员，结果早上饭馆开门后因为工资的事拔腿跑了，这才有我们俩的出现。这是我断断续续从老板的训斥、自己的观察中总结出的结论。有趣的是，不知什么原因，这家饭馆的后堂在另一个院子里，离前堂足有100米，所以得有人专门送菜。我有些后悔，没和老板谈好工钱，可现在已经来不及谈了，我俩的行李已经像破烂一般的被扔到卫生间的一个角落里，擦把脸就一个后堂一个前堂地干了起来。我在前堂，虽然还不到饭口，但已经有不少吃饭的人，大多是出门耽误了饭点的旅客。我负责给小尚从后堂往前堂传菜，由她端给客人。小尚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身材不错，短袖黑体桖，红裤子，是老板招揽生意的活招牌。可能见惯了来来往往的打工仔，给他传了二三十个菜，正眼也没看我一下。这很让我愤愤不平，毕竟我也是个品貌端正的高中生啊！梁和景这小子就惨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他涕泪交加地从浓烟滚滚地后堂冲出来，大口喘气，手背不拼命地擦泪，样子狼狈极了。

夜里12点，包厢最后一拨客人终于走了，我长舒了一口气。谢老板早就被几个老乡喊去打麻将了，只有老板娘在里里外外地忙着。我的眼皮开始打架了，肚子也提出了咕咕的抗议。因为早上吃得晚，中午不饿，凑空匆匆扒了几口白米饭，老板就忙不迭地喊着掏下水道，折腾了一下午。脑子迷迷糊糊地正在犯晕，老板娘尖锐的嗓音把我喊清醒：“吃饭了，吃饭了！”我走进了发出喊叫的包厢，老板娘已经端上了一盆米饭，下菜的竟然是刚才那桌客人剩下的几个菜，只不过老板娘加了个炒青菜。大师傅已经走了，只有我和梁和景，老板娘与小尚。看来老板娘已经过惯了这种生活，米饭一端上来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梁和景也给自己盛了一碗，看看我，又给我盛了一碗，夹了一块回锅肉，没心没肺地大吃起来。我犹豫了一下，随即下定决心，拣那碟青菜下筷子，很快两碗米饭下肚。一餐饭谁也没说话，可能都累坏了。

全部收拾完，已经1点半了。我看每个人都有了恍恍惚惚不真实的感觉，这是在老家落下的老毛病了，天一黑就犯困，不然会会学不好数理化？“你们睡吧，别忘关灯。”老板娘撂下一句话转身就出去了，然后外面传来了“哗啦”拉卷帘门的声音。我和梁和景都未反应过来，在哪儿睡？在屋里转了几圈，我终于想明白了，老板娘是把我们当看店的了。傻瓜也不会睡地上---地板砖虽然不太脏，但也有些油腻。只有包厢的靠背椅拼在一起可以睡人。我对梁和景说“咱俩今晚一人一个包厢，好好休息吧！”说完抢先占据了那个背着街面，不太吵的包厢，拖出几把椅子拼在一起，躺了上去，倒也不算难受，很快就啥也不知道了。

又下雨了，还刮着风。迷迷糊糊地感觉我还睡在家乡小院里的木板床上，院子里堆满了秫秸。我在黑暗中突然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不知道是几点，窗外是几棵白杨树，昏黄的路灯将杨树摇摇摆摆的枝叶投在窗户玻璃上，其次将阴影投在我身上，当棵树也不错啊！我忽然有了一些感慨。

什么人最痛苦？想努力改变的自己命运的人最痛苦。所谓命运其实就是上帝把你从父母身体扯出来后用力抛向空中后的一条抛物线，你翻滚着，嚎叫着，磕碰着，拼命想挣脱，抬眼望去，却发现天空中有无数双疯狂而亢奋的眼睛在看着你，你的命运，也是众生的命运，这是个骰子的世界啊！

既然下注来到了新疆，那么且看命运的抛物线把我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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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叔说他现在在哈密，新疆最东面的城市，号称新疆的东大门，“在建筑工地负点小责”，我知道二叔有个极其好面子的毛病，生怕别人低看他，我对二叔的电话内容作了分析：1、“负点小责”充其量就是带几个小工刷刷沥青，搞防腐，这是他的强项。2、最起码他现在衣食不愁，否则他没有闲心给我吹牛。3、BP机之事界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到时候再验证。

清晨四点，是人最瞌睡的时候，感觉朦朦胧胧有人推我，睁眼一看，是紧张又兴奋的梁和景，“快，段哥，哈密到了！”可不是，车窗外正对着一个白色的大牌子：哈密站。我的睡意一扫而光，这才发现，半个车厢的人都醒了，脑袋在车窗处挤成一堆，眼巴巴地望着窗外昏黄的站台。

火车上反反复复播放的永远是那首《我们新疆好地方》。年轻的女列车员从身边快步走过，留下一股好闻的擦脸油味，我贪婪的吸了一口，真香啊！我为自己的没出息而感到羞愧。这也怪不了我，火车窗外是看不到边的戈壁滩，窗内是污浊的空气和像我一样想到新疆混口饭吃的农民，实在让人打不起精神。听着歌，吸了两口香气，我感觉好多了。我那近老乡梁和景正仔细地将方便面里的调料包撕开，均匀地撒在方便面上，大大的咬了一口，然后闭上眼睛，细细地嚼着，幸福地享受他的午餐。听说新疆人把我们这种人叫‘盲道’，盲道，盲道，盲目跑道，想一想还是有些道理的。坐在西安-库尔勒的K988次列车上，我激动又自豪，禁不住偷偷的笑了。

过了星星峡，窗外尽是苍凉的戈壁，火车里的气氛更加沉闷。高中时有一篇课文，叫《风景谈》，提过这个地方。课文的内容我依然记得很清楚，“便又回忆起猩猩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返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起，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那样的纯然一色，”我也曾对这段文字激动不已，满怀豪情地设想自己西出阳关后的高大想象。我写的读后感还在全班被小曼当着范文朗诵了呢，在读后感中我大言不惭地立下了十年后到星星峡朗诵《风景谈》的宏伟大志，小曼一边念一边偷偷看我，丹凤眼里满是笑意，现在想来我心里都是暖洋洋的。做梦一般，真到了书中提过的地方，不过当年的宏伟大志早已随风飘去，再也没闲心朗诵什么文章了，目前把肚子糊弄好是最大的问题。

十八岁那年，我决定就这样混一辈子。

可爱的二叔！你做梦也想不到我已快到新疆了吧？我想象二叔见到我张嘴结舌的样子，觉得自己的决定实在太英明了。

其实我是看不惯梁和景的，人太傻。这样的人到哪都是吃亏的料。上火车后一听我的河南口音就像见了亲兄弟，当知道我还有一个有本事的二叔时，更是把发财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粘乎得要命，不止一次请我吃他那劣质方便面，实在讨厌，我下决心一出火车站就把他甩掉。

我对面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穿着不合时宜的黑呢子中山装，热的头上直冒汗，不停地用一块脏兮兮的手帕擦拭。也许是闲的无聊，老头把我上下端详一番，用甘肃话问我：“学生娃娃，到新疆干嘛去？”“找亲戚。”“哦，给我看看你的手。”“啧啧，你娃命硬，两个断掌手呢！唉！断手掌，合该心冷，可你手又软又热，不好啊，以后啊，有罪乖乖受，有福慢慢享，啥时候有个头哦，娃可怜着呢！”老者说完，闭目自顾自养神去了，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呆想了半天。

二叔最后回来的那年春节我还在上高二。脸上依旧挂着谦卑的笑，身上却穿着豫东农村少见的皮袄，兜里随时掏出一盒半盒香烟，看见长辈啦干部啦嬉皮笑脸地递上一根，剩下的硬塞到对方的兜里。快四十岁的人了，虽说盖了新屋，可不见有女人，还是吊儿郎当的一个人过。二叔买了一辆最时兴的崭新的嘉陵80摩托车，春节时的红白喜事，走乡串户都骑着，满嘴喷的都是他在新疆的见闻，比如说民族同志卖水果不用秤，吃完数水果核算钱；或者朝果树上踢一脚，踢下来的水果多少都算自己的，按脚算钱；天南海北的奇谈怪论，惹得大伙有时惊得张大了嘴，有时又哈哈大笑。村里都在传说二叔发了小财，当了工头，组建了施工队，在新疆各地干大工程呢。

1992年7月9日高考结束，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其实高二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