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今天就给他写信，把咱们在日本的情况告诉他。”克莱尔兴奋的说道，她一边说，一边向书房走去，准备给罗恩和父母写信。

其实在日本的这两年，我也陆续收到了在战场上失联的一些朋友的来信，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一直致力于在欧洲和亚洲战场寻找失踪的官兵，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和部队走散给，失去了联系，但是在军方的努力下，半数以上的失联人员都重新找到了美国在各地的驻军或使领馆，平安回家……

凭借前世的记忆我对两次审判的经过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很多罪大恶极的战犯经过法庭的审判，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被判处了死刑，结束的罪恶的一生。而一部分本该判处死刑的战犯却在美苏两国的政治利益面前成为了“漏网之鱼”，逍遥法外寿终正寝……这样的结果让在战争中受到严重伤害的国家的人民难以接受，但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状况。

身在日本的我也很想亲自去现场旁听一下即将在东京举行的针对日军主要战犯的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洲和欧洲分别对发动战争，并在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和德国战犯进行的两次世纪大审判，意义重大，可以说对战后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嗯，你给罗恩写一封信吧，问问他在比利时过得怎么样。顺便替我向他问好。”我也激动的说道。

在法庭上我看到顽固不化的战犯们面对战争罪行的指控，强词夺理，拒绝认罪。各国法官们据理力争，驳斥战犯们的各种谬论，唇枪舌剑，审判的过程困难重重。作为旁观者，我对这些战犯深恶痛绝，我希望他们都下地狱，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导致大半个亚洲陷入一片混乱，数百万的无辜平民惨死，数以万计的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想到这些我就义愤填膺，恨不得把这些畜生撕碎。我看到坐在我周围参加过战争的各国军人代表，他们一个个也是怒目而视，盯着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

我妻子克莱尔也带着孩子去旁听过几次，虽然她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几年战地记者的工作经历，也让她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她也非常痛恨那些十恶不赦的战犯。尽管跟随我来到日本生活，她已经辞去了记者的工作，但她依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向美国国内的多家报社投稿，发表了很多篇关于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新闻稿，她写的大部分新闻稿我都看过，她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的记录了庭审过程，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日本战犯的仇恨，以及她个人对国际军事法庭的看法，也对当时司法制度的漏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抨击。看到她写的新闻稿，我觉得她的言辞过于激烈，虽然美国的新闻界一直倡导所谓的言论自由，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是政客们欺骗民众的说辞，克莱尔写的文章很可能会得罪很多人。面对我的担忧，她淡然一笑，她说她只是陈述事实经过，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在乎是否会得罪人。

在日本工作期间我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无论有多忙我都会或多或少的写一点，记录每天的所见所闻。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我打算将自己听到或看到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记录下来，再凭借记忆对比前世通过阅读书籍了解到的历史事件进行对比，整体来说历史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我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尽管和历史书上的记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一切还是按照正常的历史轨迹发展，并没有因为我的穿越发生改变，我一直担心的蝴蝶效应没有发生。

光阴似箭，我们在日本度过了第二个年头。1947年2月的一个周末，克莱尔收到了她父亲的一封来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她的弟弟罗恩给家里来信了，他还活着，目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生活，并在当地娶妻生子，一切安好，罗恩非常希望和姐姐克莱尔取得联系，并让父母将自己的通信地址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罗恩在战争中劫后余生，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亲爱的布鲁斯，罗恩还活着，感谢上帝，这真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好消息。”克莱尔热泪盈眶激动的说道。

熟悉历史的我非常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风起云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美国和苏联在战争中崛起，作为战争之获利最大的两个大国，美苏两国取代了老牌殖民霸主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新世界霸主。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愈加严重，曾经并肩与德国战斗的美苏两国进入了冷战状态。一方面是在争夺全球话语权和霸权，另一方面，则是面对愈加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不同发展方向的对抗。

自从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后，冷战被正式摆在了各个国家的面前——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还是人民民主专政？苏联，还是美国？

东欧在苏联的巨大影响力下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西欧则拥抱了美国并在马歇尔计划的指导下逐渐复苏。远东的局势云密布，新生的红色照亮了中国，国民党残军躲在岛屿上暂时休憩；战败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朝鲜战场瞬息万变。印度、南美、非洲……一个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正酝酿着独立革命的风暴。

我们一家三口在日本生活了整整三年半，我和克莱尔只要有空就学习日语，从最基本的日常口语会话到看懂当地的报纸，听懂广播上的新闻播报，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当地生活的美国人圈子里，我们是学得最快的。克莱尔在学会日语之后，甚至给我们牙牙学语的儿子威廉也教授了一些简单的日语，威廉接受的也很快，三岁的时候就可以自由切换日语和英语，跟我们进行对话。

整个世界，风雨欲来。

美国国内也并不平静，共和党人正在蠢蠢欲动地准备着新一轮的大选——他们已经十八年没有赢下大选了，长期不执政会让这个百年大党日渐衰弱，并失去影响力。不过好消息是：如今，那个堪称救世主的男人已经死了（罗斯福死于1944年，而杜鲁门作为副总统接班并赢下了1948年的选举），没有了罗斯福，民主党就失去了最核心的竞争力，再加上朝鲜战场的失利，共和党的赢面很大。

我在日本的工作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终于到了1946年5月3日，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大审判的日子。

卸任的前总统胡佛也不安于平静，他联合参议员（也是新的共和党领袖）塔夫脱一起提出了“美国堡垒主义”——也就是孤立主义的死灰复燃：主张通过太平洋岛链和西欧各国组成一道将美国隔绝在主要冲突之外的堡垒。约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呼吁美国人“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只在家园受到威胁时干涉”。可是另一方面，极端的右翼分子大肆鼓吹“拒绝与共产主义共存”认为美国应当增援韩国，并且入侵中国。（1951年朝鲜战争再度陷入僵局，“联合国军”和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针对汉城的反复争夺拉锯和第八集团军的溃败也大大的出乎麦克阿瑟的意料）

虽然美国人民很迷茫，不知所措，但是大企业家、工厂主、华尔街的吸血鬼们很清楚：这是一场必须的战斗，是被批判打到还是继续收割全世界的金钱——走向辉煌还是彻底毁灭，全看这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恐慌之下，必然有趁势而起的人：1950年麦卡锡接着希斯间谍案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带着一份子虚乌有的苏联间谍共产党人名单，背负着极右翼的希望出现了，麦卡锡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兴起……这一切都是原先历史书籍上所记载的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果不出意外，拒绝参加朝鲜战争的我将会成为麦卡锡主义的打压对象，我的决定和我即将选择的道路，必将受到右翼政客的排挤，甚至被他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不过对于即将发生的政治运动，我却没有太过于担忧，知道结果的我心态很平静，我觉得无论我作出怎样的选择，历史也不会随我的主观意愿去改变，既来之则安之，我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对历史的了解，我一定可以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法。

于是，我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申请，麦克阿瑟将军很爽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在他看来在战争中曾经获得过三枚勋章的我，是美国军队中的名人，是非常有前途的少壮派军官代表人物，只要不耽误我的本质工作，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都会给予批准，可以说我在日本的美国驻军中享有一般人无法获得的特殊待遇。我心里非常清楚上峰之所以如此看重我，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能力有多么突出，而是我身后的一些人脉关系在影响着政客和军中高层的切身利益，这都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整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众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从审判开始到宣布最终判决，一波三折，收集被告战犯的犯罪证据就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日本工作期间只要有空我就会去法庭现场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