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张作霖怎么咬牙切齿，立志卧薪尝胆、一雪前耻，“中国最强者”的头衔却落到了将他赶出关外的吴佩孚身上。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的声望如日中天，他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势力覆盖大半个中国。西方政治军事评论家们对他一致看好，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甚至于1924年9月8日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张学良对郭松龄几乎是全身心的信任和依赖，甚至曾说过“我就是茂宸（郭松龄的字），茂宸就是我”这种肉麻的话，可见他们二人之间的默契和感情。

这件事，究竟孰是孰非，还是得从头说起。

要知道，他可是张学良的嫡系，两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时人评价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

经此一役，郭松龄在奉军中声名鹊起，而张作霖也认识到了前者杰出的军事才能，开始对他施以重用。

于是，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主动挑衅的张作霖万万没想到，他引以为傲的手下不堪一击。

正当西方普通民众通过《时代》杂志恶补功课，以期了解神秘的东方领袖吴佩孚的同时，他和张作霖之间又爆发了第二次生死之争。

第二梯队是奉军的主力，司令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这也是初出茅庐的他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当时吴佩孚在大获全胜以后，特意调了嫡系的两个师到东线，并亲自指挥攻击张学良的部队，就是想把这个少帅永远留下来，让得意忘形的老张好好尝一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

奉军整体败局已定，时任第二梯队副司令的郭松龄无力回天，他负责具体指挥三、八旅，不敢继续恋战。在他的引导下，两旅有序地撤退，并且在山海关阻击战一役中，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使其无法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让作战失利的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老巢。

不甘心失败的张作霖经过两年的励精图治，总结失败教训，大力更新班底，提拔正规军校训练出来的新派军官，整肃军纪。他手下的财神爷王永江也不负所望，不但填补了奉天的财政赤字，还给张作霖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丰盈税收和财政结余。

张作霖坐在金山银山上，又开始心思泛滥，蠢蠢欲动，惦记着北京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位子。他快速扩军，不仅扩大了陆军的编制，使人数从两年前的12万翻了一倍达到了25万，而且开始组建海军和空军。

蒋介石后来评价说，绿林好汉发家的东北有两件事值得学，一件是王永江的生财之道，另一件便是郭松龄推行的军需独立。

直军总司令“战神”吴佩孚亲到前线督战，运筹帷幄间，使得奉军腹背受敌。张作霖麾下全线大败，各部一触即溃，兵力损失惨重，一片愁云惨雾中唯一的曙光便是张学良和郭松龄负责指挥的东路军第二梯队。

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难到大家想不出解决方案，而是聪明人都喜欢明哲保身，不去触犯众怒。

商鞅变法厉不厉害，当然厉害，秦国之所以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全赖他奠定的坚实基础，可是商鞅本人得到了什么下场？想想都不寒而栗。

也只有郭松龄这样理想主义的二愣子，才会专注做事，不在乎后果。

郭松龄的整军方式使得散漫的奉军面貌一新，以至于在1924年秋进行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出师大捷，所向披靡。

这一战不但巩固了张学良的继承人地位，同时也使得奉系军阀入驻京城，张作霖终于实现毕生夙愿，成为华夏实际的掌权者。

据张学良自己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

60多年后，行将就木的张学良仍然对于这位年少时的良师益友颇多赞誉：“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所以可想而知，当这位他最信任的人揭竿而起时，张学良有多么绝望。

甩手掌柜张学良当时正与日后成了他第二任夫人的谷瑞玉打得火热，懒得理会日常军务，将一切交给郭松龄全权处理，于是郭松龄就在他从战场上保存下来的三、八两旅率先开始了军需独立的尝试。

这项措施在当时还是创举，无论是哪个派系的军队都没有这项制度，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因为这项制度严重地侵犯了各级长官们的利益，使他们再也无法随心所欲的贪污军饷了。

郭松龄改革之前，在北洋军阀不成文的规矩里，军队的军需大权掌握在各级长官手中。换句话说，无论是军需也好，军饷也罢，能不能要来，能要来多少，跟下级军官的编制无关，而与长官们的心情有关。

长官们掌握了这个权力，自然是看碟下菜，挟天子以令诸侯，拿着吃饭的钱和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的军需拉拢部下，打压异己。久而久之，受到好处多的士兵就容易蜕变为长官们的私兵，成为长官之间争权夺利的帮凶。

郭松龄到底为什么会起来造张作霖的反？

这个弊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暴露无遗，张作霖当年一起发家的那帮老兄弟不仅失去了年轻时的锐气，变得贪生怕死，而且任人唯亲，没一个具备把他老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大局观。每逢作战，各部的精锐根本不是用于一线作战，而是保护长官，而普通士兵由于平时克扣军饷现象严重，也压根儿无心作战，刚一见血便四散而逃。

不然，以奉军12万余人的兵力，又岂会在短短六天之内就一败涂地，竟让直军收缴了四万余人的俘虏呢？与其说是一番激战后无奈被俘，倒不如说是奉军士兵主动丢下武器，只求苟活来得准确些。

如果这种弊端不彻底整治，即使奉军数量再多，也仍然会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张作霖在痛定思痛之下，决定开展整军工作。

1919年12月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病逝后，曹锟、吴佩孚随之崛起，并于1920年7月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动直皖战争，击败皖系势力，与奉系共同执掌北京政府。

说到底，两派不过是短暂的利益结合，难以共享胜利的果实。不久后，直奉便因为“分赃”不均而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既然大哥二哥谁也不肯屈居人下，那么说不得只能通过拳头见真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