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入学逢反右，上课常受运动冲；

五八高二大跃进，大田烧炭炼铁用。

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伤，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

___青春年华（下）

校长督战搏命冲要说在当年，我在高中阶段有时间真正地读了点书的话，只是在第一学期和最后的一个学期罢了。而在其他几个学期的时间里，大部分都是在大搞运动或劳动中走过了场。简直就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般。三年总共算计起来，真正是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一半。正如，朱汝熙同学在高中入学五十周年聚会纪念册《同窗三载情百年》回忆当年情景的诗歌中，所描写的一样：

――难忘当年好师友

（217）三年高中走过场

五九高三筑水库，汗水洒在虎头中；

三年高中走过场，大搞运动课无上；

师生尽力拼老命，临阵磨枪实无方。

六0功课狠抓紧，多数完了大学梦。”

这两首诗歌，高度地概括了我们这届同学在高中三年来的学习和生活方面的简单历程。说实在话，这种经历，随后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中，大多数的学生也都是如此。

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文革”时期，所提倡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口号声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有诗叹曰：

在每天午休时间，早晚饭后，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在教室内学习，学校也不加以干预。全部由学生见缝插针，灵活机动地掌握时间。如果有空，特别是，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便布置各科的老师要对进行整个年级实行“上大课”。

我们的校长，在整个高三年级中，还一样在习惯地采用那些大跃进年代的做法。经常像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那些指挥官一样，发号施令。

并且，不辞劳苦地深入教室、科室第一线，亲自进行“督战”、“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做好一切战斗的“动员”鼓动工作。经常深入检查，暗中还亲自进行登记师生出勤、缺勤的情况……

正是：

一二学年搞运动，经常停课去做工；

进入高三拼命赶，校长督战搏命冲。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

按照当时校长的思维方法，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嘛。总认为在前两年的学习时间少了，现在采取争分夺秒地补回来，还不是一样吗？

那时候，每天刚吃完了晚饭，又要马上进行分科举行课外辅导。就是要求各个学科的老师，在教室外面的树荫底下，拿一块小黑板由老师进行“摆当”。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实际，自由选择去听课。老师每次都只是讲解一两个问题。后来，同学们普遍都反映效果不错。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在文化科学知识的水平，其实还不如一个现在的中学生。尤其是，当年选送上大学的一些工农兵学员更是如此。当然，现在社会上的那些“假文凭”成灾的现象，就则当别论了。

当时，我们刚刚进入了高三年级以后，为了加强对毕业班的教学工作，于是，学校便对于我们高三年级的老师，又重新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调整：

第九篇高三纪事

我们原来的班主任梁庆章老师，换由上语文的黄德硕老师兼任；上代数和立几的是数学科组长张事成老师；上化学课的是老教头黄秀棠老师；上物理课的是黄代征老师接任；上政治课的是年轻的学校团干朱汝桓老师。只有俄语这科，还是由从高一就跟班上来的陈肯涛老师继续担任了。

从当时老师的配备上来看，学校领导是想要在最后的一年时间里，利用长期担任毕业班经验丰富的那些“老教头”，再次大显身手。让全级师生再进行一次空前的大拼搏，力争1960年博中的高考，又像大跃进年代一样放“卫星”。以此来证明，校长的领导才华：不单搞运动行，搞教学也不差。

到了高三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给我第一个印象，便是大量地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把我们像“机器人”一样，从早上六点钟起床，一直学习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方才熄灯就寝。

——曾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摘录

第五十八章高三年级纪事〔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