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城到他家里坐长途公共汽车需要十几个小时，路况不好，非常不好走，而且车子也破旧。邓一群最怕坐这样马拉松一样的长途车。车子只能到县城，他还必须先在县城住一夜。回家，对他已经没有了原动力。老家的情况并不好，这些年来，除了粮食充裕，并没有积下什么钱来。报纸上到处都有关于发家致富的报道，但他老家的村里却没有什么人致富。农民，还是缺少教育，脑子不活。邓一群对这一点有着特别深的感受。他平时从报纸上读到养鱼养鸡能致富，他就写信回家让二哥邓一明养，可二哥对他的建议根本就不感兴趣。他感觉老二还算是一个聪明人。

在二哥身上的还不仅是懒惰，主要的还是思想保守，习惯于过穷日子。他们内心当然也渴望致富，但却又不想动太多的脑筋。农民，就是农民。像二哥邓一明这样的，在广大农村，有无数啊。另一方面，他们却愿意去城里打工，出苦力。邓一明到上海打工后，给邓一群写过两封信，介绍了他打工的一些情况。似乎还好，每月也能挣一些钱。于是，邓一群想，这样也罢。

邓一群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去了。他已经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能适应乡下的生活，那里是另一种世界，和城里有着明显的区别。稀稀落落的民房，破旧低矮，当中有一幢二层的小楼，那绝对是鹤立鸡群，从十里地外也能看得到。而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静得要命，连一两声狗叫都听不到（这些年，农村也不准养狗——它会传播狂犬病）。没有照明电，全村只有少数人家有电视，使用的却是充电瓶。节目最多只有两个台，收到的图像模糊不清。邓一群到了晚上只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围坐在桌前说些村里的张家长李家短，他们家还买不起电视。而邓一群对家人说的那些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那些事让他听起来恍如在另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问题还不仅如此，问题是他家里总是有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事，明摆着受人欺负，但邓一群却无力解决这些烦心的问题。他虽然在省城工作，但村里的老百姓也逐渐知道，他在省城并没有当什么大干部，于是有了纠纷，对他家一点也不必谦让。

在大哥的家里，邓一群看到他家的晒场上堆了不少桑树干，像是砍倒的。他问老大邓一彬怎么回事，嫂子气呼呼地说：“还不是乡里那些倒霉干部，说种桑树养蚕可以致富，你哥禁不住村民小组的动员，种了三亩多地的树苗，好不容易三年长大长高了，蚕茧却根本卖不出钱来，还不如种粮呢。”嫂子是真的心疼。他家一年辛苦下来，还不如她妹妹刘正红在镇上开的那个理发店半年的收入。

刘正红隔三差五来邓一群他哥嫂家一次，反正镇上离村里不远，而且她还买了一辆小轻骑，红色的，开起来非常神气。邓一彬现在很羡慕他的小姨子这么有钱，她每次来总要给她的姨侄和侄女带些什么好吃的，有时他们家临时缺钱用了，也会向她暂借。刘正红现在在乡里镇上蛮有名气的，她开小轻骑能不用自己掏钱买汽油，供销社油库里的保管跟她很熟，常常悄悄地送她一小桶。而紧俏的农药、化肥，刘正红也能搞到。邓一彬一家平时没有少沾小姨子的好处。可是，最叫刘正菊伤心的是，但凡两口子吵架，邓一彬总要说到她的妹妹，好像刘正红真的在镇上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邓一群休假，回了一次老家。

乡政府在农村还有些什么作用呢？他调查村里的一些老百姓。百姓们对乡政府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最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一下子感到身上的担子轻了，束缚少了。乡干部们也有很多感慨，他们一下子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田地都分到农户了，每个人都是自顾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们发现除了种地打粮，他们还希望能有更多的致富门路，而乡里对此却没有什么作为。

邓一群的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已是乡里的党委秘书了，他对邓一群说：乡里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刚从县委农工部调来的一个党委书记，工作上积极开动脑筋，办了一个砖瓦厂，开始生意挺红火，后来名气大了，有权有势的人都来赊账买砖，硬撑了三年就垮了。后来又办过一个刺绣厂，手工编织桌布、女式内裤、胸罩，港商包销，结果一次被骗了五十多万，去掉了乡财政的三分之二，大伤了元气。在农业上，乡里的农副业多种经营公司从外地购进了树木，鼓励老百姓种树，但现在各家都分田到户，根本就指挥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