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12月4日予以转载。文章说：”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要扭。”文章说：”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文章强调说：”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显然是出自迟、谢乃至江青一伙的策划，是清华正在进行的大批判的扩展。在清华开始时只是批判刘、惠、柳、吕四人，11日19日起对教育部长周荣鑫开始了批判。起初只是批判两封信，没过多久就给我们扣上”翻教育革命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帽子，说我们”要搞修正主义”，”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并把我同周荣鑫连在一起，说”刘冰和周荣鑫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相对抗”。这预示着”四人帮”和迟、谢要把清华的大批判引向整个教育战线。

自从开辟大字报区以来，迟、谢们加紧组织力量书写大字报，不断扩大大字报区，一排一排张贴大字报的新席棚扎起来。除了通过北京市继续组织市区各单位人员来校参观外，他们还运用”四人帮”的淫威，强令各地方的领导来清华参观。迟群等亲自出面介绍《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基本情况》，推广他们的所谓”大辩论”实则大批判的经验，同时以报告形式把他们的”经验”上报中央。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说：”刘冰等人的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报告》极力为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论据，迫不及待地要把这场狂风恶浪推向全国。

在迟、谢加紧对我们批斗的时候，11月下旬，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高级领导干部一百三十多人参加的”打招呼会”。接着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向全国党、政、军领导机关转发了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要求在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部队军以上党委常委中进行讨论。《讲话要点》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讲话要点》要大家认识，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在更大的范围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迟群、谢静宜早就在清华说：”抓住了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就抓住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突破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从清华点火，煽起这场全国性的”运动”。

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的同时，迟、谢等人组织人对我进行所谓提审。这种提审不同于批判大会的主要之点是，提审者人数很少，追问很多，比如追问我为什么找胡耀邦送信而不找别人？为什么要邓小平转信而不找别的中央领导人？无论我怎样解释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迟、谢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猜想他们是要我供认邓小平、胡耀邦是我的后台。不要说这样严肃的问题，即便是一般的事，没有事实，也不能胡说八道，我只能实事求是。每次提审，他们怀疑地问，我如实地讲，每次都以骂我不老实而告终。批斗加提审和蒯大富的办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迟、谢们不打人，这比蒯大富要高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