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1968年底，我的儿子刘春阳和女儿刘爱阳分别到山西曲沃、陕西延川插队去了。对于主席的号召我是拥护的，因为我参加革命后，是走的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希望我的子女也能受到工人、农民的教育。但我是成长在战争年代，当时条件不允许我继续在学校学习；而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孩子们还未成年，正在学知识的时候，如果下乡没有期限，会不会耽误他们的文化知识学习呢？这种顾虑有过一闪念，但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我还是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送子女”上山下乡”了。1969年四五月间，宣传队决定清华的干部和教师职工到江西举办农场，参加劳动，家庭是双职工的，留一人在学校，另一人到江西。宣传队决定我留在学校，苗既英到江西。从5月开始，6、7、8几个月，学校的教职工近三千人分多批开到江西鄱阳湖畔，办起了”五七”农场。苗既英是7月间走的，她走后，家里留下两个小儿子刘红阳和刘夏阳，他们都在中学学习，我仍在铸工车间劳动。分别前，我嘱咐苗既英劳动中要量力而行，注意身体，孩子们告诉妈妈，他们会听爸爸的话，请妈妈放心。苗既英嘱咐我注意肠胃病，按时看病吃药。临走时我和两个孩子扛着妈妈的行李，把她送到集合队伍里，孩子们说了声”妈妈再见”，送别了踏上千里征途的亲人。这年的10月，我的三儿子刘红阳被分配到云南西双版纳，学校宣传队要孩子回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那时布票紧张，孩子没有替换的衣服，为了给远去云南的孩子准备衣服，我用了两天时间，在西单和前门大街，跑遍了委托商行，才买了几件不合体的旧衣服，作为儿子的行装。送走了红阳，家里只剩下我和夏阳两个人了。这时我们六口之家，分散在五个省市，真是”天各一方”啊！但全家没有人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一致的心思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主席指引的路。他们走后，我和小儿子夏阳相互关心，相依为命。我一大早上班，孩子一大早上学，为了赶做早饭，我把定时钟扭到五点半，谁知钟响惊醒了孩子，夏阳争着起来帮爸爸做饭。在学校打球，把衣服搞破了，回到家里孩子用胶布把破的地方粘起来再穿。为了给上山下乡的孩子提供学习的条件，有几个星期天我带着夏阳进城，跑书店、商店，给千里之外的孩子们买半导体收音机和农用通俗书籍，然后再跑邮局去寄。每逢姐姐、哥哥、妈妈来信，孩子总是催爸爸回信。经过”文化大革命”，猛然间孩子们长大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点不错，受过磨难的孩子，会成熟得更早一些，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