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我还不知道，妈。所以才要试试看。”

”大卫星是6个角。”她说。

”5个！”他咆哮说。

我老妈朝他走过去。

”是个实验而已，”我会告诉她，”就是想试试这么做行不行。”

人群渐渐围了起来。我暗自许了两个愿：第一，摩托客千万别杀了我妈；第二，但愿脚下的厚木板裂成碎片，让我一头栽进太平洋的巨浪当中，掉下20英尺深的海水中，再也没人看见。那天许的愿，兑现了一半。摩托客骂咧咧地从码头上走了，没对我妈动粗；但我一直稳稳当当地站在码头上。

”不，不是为了中国工人。”要是老妈针对我的抵制中国运动发起第一轮猛攻，我就这么回答。

她会失望的。风不往她这把火上吹，她就没辙。”实验”这个词会让她哑口无言。我可是来自一个科学之家，教师之家啊-一家人全都是虔诚的科学家和教师。在我们家，反对实验，反对追查真相、探索知识，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跟反对孩子上钢琴课一样。谁想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一准儿白费劲。我要在老妈开始唠叨前堵住她的嘴。

”不，也不是为了他们。”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会问。

拿定主意之后，我把包装纸揉作一团，扔进从地上捡起的塑料袋里，接着，我得意地蜷进沙发，回味着这场想象中的胜利。我又觉得有点小小的愧疚，因为踩扁老妈、阻止她对全世界劳苦大众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总归是不太好，尤其是，她住在西边两个时区之外，我每隔一个星期才跟她打一次电话。我决定尽量拖时间，不把我们抵制中国的事儿告诉她。

孩子在楼上叫我，小憩时间结束了。我叹了口气，百般不情愿地打起精神上了楼，暂时把老妈、中国放到一边。

ゥゥゥ孩子们这个星期都不上课，所以其后四天我们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满屋子跑。屋外很冷，所以我让他们在屋子里头撒欢儿。苏菲在床上跳上跳下，维斯蹬着一辆红色单脚滑车，车把上挂着铃铛到处跑，弄得我眼花缭乱。他围着餐桌打转，然后又一头冲进饭厅，小铃铛叮当作响。有好几次，他差点就碾到妹妹的光脚趾头，还有好几次，他当真碾到了我的脚趾头-而我只能徒劳无力地吓唬吓唬他。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快速堕落成当年发誓绝不要变成的那种父母：对孩子过度纵容，只要能给我五分钟安宁，糖果、电视任随他们使唤。

”那么是为了美国工人喽？为了那些因为中国没了工作的美国工人？”

”大卫星！”那人斜靠在码头的平台上，把那死掉的海星高高举起，兴奋地大叫道。

”6个。”她说。

”5个！”大汉冲她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