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巧妙地跟华国锋唱对台戏——华国锋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为四人帮翻案”，而王震却说”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华国锋则千方百计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曾先送叶剑英看。

这时，陈云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表示应当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陈云在中共党内富有威望。早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陈云便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叶剑英看后，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不久，华国锋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剑英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经向华主席反映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经改得很好。”

但是，出乎意料，华国锋并不接受叶剑英的意见，在会上不按修改了的讲话稿讲话。他坚持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为邓小平平反。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华国锋企图以李冬民这一假案堵别人的口：谁要是再提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就是”反华”，那就是”保王洪文”，那就是”反革命”！

华国锋还强调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

也就是说，华国锋不仅用毛泽东压邓小平，而且企图把邓小平跟”四人帮”捆在一起，使邓小平无法平反。

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

华国锋在会上煞有介事地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不仅把他们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而且说成是”反华国锋”、”保王洪文上台”，即所谓的”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此时，毛、刘、周、朱相继去世，只剩下陈云和邓小平依然健在。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