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都是杨钊难以抗争的主要原因。

至于他们争斗的起源是什么，房公渠的渠堤究竟是如何毁掉的……在党争开始之后，压根就不重要了。

以权势压倒取胜，始终是官场获胜的不二法宝。

在权势这方面，杨钊最多和李贞元打个平手，但绝对比不过李择言。

首先得比权势。

在李择言和李贞元面前，他始终是下属，一旦开始争斗，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都犯了忤逆尊长的忌讳，并且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在这个人人寻求“终南捷径”的时代，名气和声望非常重要。

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门第出身。

但一想到要主动卸去职务，放弃抗争，杨钊又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

换而言之，如果杨钊有着比李择言更大、更好的名声，他就不用惧怕这位四品长史。

可这恰恰是杨钊最大的劣势。

他就这样离开，算不算是一种逃避？

还有，他最初来扶风的目标，都实现了吗？

他是抱着了解国情的目的来的扶风。

除此外，什么科第、政绩、才干等等，都不是为官的先决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君王是昏庸或是睿智，朝堂上制定出的政策是优还是劣，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是一些高端局的玩家自相娱乐罢了。

因为他们根本影响不到偏远而广袤的县乡里去。

更确切地说，在现有的基层统治现状下，朝堂上制出的对百姓和帝国有利的政策，是无法在基层被推行并实施的，但若是对豪强劣绅有利、而百姓不利的策略，会变本加厉地在地方上实行开来。

雪上加霜的是，杨钊还看到了，帝国的基层统治队伍也是弊病百出。

相比于社会上的其他阶层，县衙内的官差，无论素质还是才能，都明显要胜出一筹。

可以说，一个地方的大半精英人才，都汇聚在县衙内了。

便是这些人才聚集在县衙内，却能把一个扶风县带到了悬崖边上，令人痛心。

若是单个去考察他们每个人的本心，不乏胸怀抱负者，也不乏县内百姓的同情心……可当他们聚在一起，却只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遇事就相互推诿，有功劳则一哄而上。

说到底，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官场的制度和风气有问题。

便以李贞元为例。

他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也不是应当被下狱问罪的贪官污吏。

他仅是出于人性本能，害怕承担过失的责任，外加一点权力欲，就能在杨钊改变县内现状的途中处处为难，直至要用毁堤淹田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除掉杨钊。

继续推演下去，扶风县贫弱，来县内任职的也基本是进仕无望的贫寒子弟，他们的本性大多不坏，也具备基本的能力，对民众也还算了解和亲近，便已是这幅模样了。

杨钊有理由相信，在这个以门第出身为主要依据的时代里，其他县衙的官吏队伍只会更糟糕。

因为在那里，充斥着大量不学无术、品性顽劣且仗着家世胡作非为的，仅仅依靠门第荫庇而入仕的官宦子弟……

以上种种，最后都转化为沉重的灾难落到普通民众身上，让百姓们不堪重负。

特别是当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整个社会便会陷入动荡。

回想起刚来到这个时代的疑问，为什么大唐正值盛世，安禄山一个边镇节度使发动一次并不算高明的兵变，便能瞬间将这个帝国拖入深渊？

至此，杨钊总算得到了答案。

因为这个帝国从根子上已经病了。

这个根子上的病，并不单单是君王昏庸，或奸臣当道，或枝强干弱，或胡将不

地方官府，不过是它们的附庸罢了。

这是一个乡村占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时代，农民人口占比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失去了这部分人口和土地，那么，这个国家究竟在统治什么？

来扶风近三个月了，他都了解了什么？

他了解到了，帝国的基层统治是何等的薄弱。

官场争斗自有一套法则。

民与官之间，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而乡绅、寺院、氏族等势力的存在，更拓宽了这条鸿沟，让站在鸿沟两端的官和民，几乎无建立联系的可能。

甚至可以说，并不是地方官府在管理着地方的老百姓，而是乡绅、寺院、氏族等势力在维系地方的稳定、或制造动荡。

不过，李择言也不过是个从四品长史，还是个地方官，杨钊只要能取得比他权势更大的官员的支持，便未尝没有胜算。

其次得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