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位（秦日纲，即我们同他一道从镇江来的那位首领）听说我们在第八位（胡以晃），便派人来叫我们。他随即领我们去见第二王（即第二位，杨秀清）。我们被事先搜身，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接近他。他的所有官员，他的妹夫和我们都在他面前下跪；官员们齐念一篇短的祈祷文。他有两个各为三岁和七岁的男孩，当其中的任何一位出现在街上时，所有的官兵都得立刻下跪；只要他们出现时，连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有时我们得下跪十分钟之久。

由于当时没有翻译，第二位（杨秀清）讲了寥寥数语后，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夫。其妹夫将我们领到他的住所，我们在此受到很好的照顾，住在一个很不错的房间里。我们的翻译从前在广州当过木匠，当他来到第二位跟前时总是下跪，并让我们也这么做，但当我们依旧站着时，首领并不见怪。我们因此认为，若不是广州人当翻译，我们的境况会更好些。

附：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说明：在这篇文献中，对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均以数字提及：“第一位”指洪秀全，“第二位”指杨秀清，“第五位”指韦昌辉，“第六位”指石达开，“第七位”指秦日纲，“第八位”指胡以晃。

更可笑的是，官修历史的杜文澜既不知胜保奏章，也没看过张丞实的调查报告和左宗棠为骆秉章所写的奏折，牵强附会，以杨彝珍笔记和诗后记当成真事，把传说当成史实记入“正史”，造成日后一连串的“考据”与“调查”。

我们（两名欧洲人）离开了大部队，从城西距琉璃塔约第三个城门入城。我们身穿中国服装，通过了第一道门，但在过第二道门时被阻。我们与门卫一同进餐，他让我们等待允许我们进城的命令。在停留城门期间，我们吸引了不少观众，过道上挤满了过往行人。我们被带到第八位（胡以晃）处，他问我们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安东尼（Antonie）的意大利人，他们称他为“罗大纲”（Lo-ta-kang）。此人很受首领们的恩宠，跟随他们已有三年半左右，是从吴健彰所雇用的葡萄牙快艇上开小差加入他们行列的。我们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他，我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们说，他膂力过人，佩一柄14斤重的剑。当清军向他射击时，他就倒地装死，等到一群清军涌上来想砍下他的脑袋时，他便突然跃起手刃其中的两三个。他享有特殊待遇，被拨给钱买他似乎十分嗜好的鸦片和酒。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

《中国陆上之友》，1857年1月15、21、31日之记述

密迪乐关于中国的近著在谈到英国皇家军舰“何默士”号南京之行和其他事情时，曾提到雷诺兹（www.youxs.org）先生，正是这位先生善意地将这篇叙述交给了我们。这是他根据两名欧洲人中某人的口述撰写的，这两个欧洲人在南京逗留了数月，几天前回到上海。我们对叙述其经历的这些人有所了解，因此可以确认故事是真实的。令人遗憾的是，本报今天只能刊登一两栏。东王（杨秀清）及其党羽无疑已遭杀戮，著名的琉璃塔确已被毁，极端的狂热情绪已处于失控状态，而我们本希望那里的情形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天早晨约6点左右，我们被召到第二位（杨秀清）面前，他问我们是如何打仗的，似乎认为我们仅会使用拳头。我们便示范给他看，我们不仅会用刀，而且还会使用火器。于是他递给我们一根棍子，我们便使出浑身解数表演攻守动作。我们告诉他，我们只在喝醉时才用拳头搏击，并举起杯子摆出喝醉的姿势来表达这层意思。他们让我们表演了几招拳术，第二位（杨秀清）觉得很有趣，不禁开怀大笑。他们递来一支英国手枪让我射击，在相距50码的墙上贴了一张纸。我射中了纸的中心。我瞄准时第二位（杨秀清）就站在我的身后，当我开枪时他显得有些紧张。

——原始的叙述

……

镇江和南京

杨彝珍的自吹自擂，当时还真有不少人相信，连大文豪俞樾（杨彝珍同年好友）都为此事作文吹捧，故而以讹传讹，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在研究杨秀清的“湖南”籍贯问题，显然是读书不多之误，把传说当成“悬案”来考证。

读这两个西方人叙述，可以与国内“天京事变资料”加以互证。但“西方人”的叙述不可能全令人信服，比如爱尔兰人肯能的叙述就有夸张之处，而且这两个人对杨秀清与石达开的关系也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描述了韦昌辉、秦日纲二人受鞭刑的事，非常有价值。可以发现，文中对胡以晃的记载不正确，此人之死是病死在江西，不是在天京事变中被杀。）

“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