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墨雾收残一鉴中。

道光二十四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贵县赐谷村农民之间因争水源械斗。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和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上万人大规模械斗，互杀四十余天，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从前的教科书和历史研究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从来就反帝反封建，那完全是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两个重要人物石达开与李秀成的《自述》，均讲“来土之争”是“起义”之基本原因：

何谓“来土之争”呢？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的人，所谓“土”，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人）。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成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男女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抢走卖掉，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仇杀之中。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而且，“来土之争”的结局，正应验了洪秀全早先的“预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自得之余，洪秀全很精明，提前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花县搬来广西，并通知各地教徒到金田村集中。确切日期，大概是道光三十年五月间。冯云山就“傻”一些，他没有及时搬迁亲属。金田事变后，冯云山一家三族均被官府抓住，因大逆之罪基本都丢了脑袋，而冯、洪二家的祖坟也被刨开铲平。

自道光三十年七月开始，各地的拜上帝会信徒，特别是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携家而来，奔向金田村。人流络绎之中，清朝的地方政府不以为意，没有想到这些人要造反，以为他们是逃难。还有大黄江巡检带了几十官兵入山敲诈会众，更使得群情激愤。

显然，洪秀全诗中已经暗隐有自己要与朱元璋和刘邦比肩的意思。但此诗中，可见洪秀全文化修养确实一般，不是人们所吹嘘的精熟史集的水平。“汉皇置酒尚歌风”，是指刘邦做《大风歌》，虽是瞎押韵，还算看得懂。而“明主敲诗曾咏菊”很让人费解，黄巢杀人八百万，此贼头曾经大咏“我花开后百花杀”，明太祖朱元璋，正史上却无记载他有咏菊诗。很有可能洪秀全爱看民间演义，似乎传有朱元璋做过一首仿效黄巢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

眼看会众愈聚愈多，不第举子洪秀全满心欢喜，手拈须胡，又做歌诗一首明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韦昌辉一家本身就是金田富户，他一大家子人昼夜忙乎，弄了不少人在家铸造武器，磨刀擦枪，而韦府也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贵县人石达开率一千多生力军到达；陆川的赖九自玉林率众来投；博白会众和象州会众来投……只有广东信宜的凌十八所率拜上帝徒众倒霉，他带了数百武装自信宜出发，但中途贪攻城池，攻玉林、博白等县城不果，失败后想掉头跑回广东，最终在罗定被清军全歼（凌十八及其数百随从全是客家人）。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没有想过真的要“造反”，广西的“来土之争”，正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李秀成自述》）

“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石达开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