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字字道：“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两次，中央电视台。一次是《焦点访谈》采访，一次是关于你的专题片，七频道，里面有你儿子，卷花头，说起话来小大人似的，你儿子说你性格急躁。你是急躁，在连队里就是。”说到这他又那样轻轻一笑，“还有，你的话剧《父与子》演出的消息，新闻联播都播过。”

就开起了玩笑。“那你怎么不打个电话来，为‘全国的知名人物’祝贺一下？”

我试着给姜士安打了个电话。这是自离开九江一年多来我们第一次通话，电话一拨就通，一通就是他，他在办公室。

“太好了！二等功！我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几个三等功，几十年的兵了。”

那天下午，参加完立功受奖大会回来，一颗心总也慌慌地落不到实处。也许是因为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对“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爱和崇敬，这崇敬随着那“功”的与己素无瓜葛而加深。痛苦需要释放，幸福也是同样。可是，跟谁说呢？

他在那头轻轻一笑，无端地觉着他同时还挥了下手，关于王志礼，就在这轻轻一笑中被打住，接着，他说：“韩琳，在连队时我就觉出你不一样，但也想不到你会成今天这样儿。一个海岛上出来的小姑娘，竟成了全国的知名人物！”

“不如你——师长！”

“师长算个啥，哪个部队里没师长？”

说是玩笑，也是真话。我的情况，他显然清楚并十分关注，怎么就一直连个电话没有？

“嗬！一万二！吃钱哪！”

“可以理解，战友们多少年不见，证明一下自己。”

他很认真地回答：“一直想打，有几次电话都拨一半了，又放了，总觉着不好，你老往人家女同志那儿打电话，算怎么回事？”

心异样地跳了一下，但马上想到这未必不是他的一种针对所有女性的一贯作风，是几十年严格严厉的野战军生活塑就的克己自律，或曰，刻板僵化。这使我觉着好笑，就想逗他：“哎，我马上要下部队，去你那里怎么样？”

“还记得王志礼吗，荣城兵？……听说现在成大款了，到底多大款不知道，反正一次他来北京办事，请在北京的海岛战友吃饭，十二个人花了一万二！”

我把这次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部话剧，《父与子》，借用了屠格涅夫小说的名字，私心里也是想使话剧能有一点屠氏的优美。抗洪背景极端尖锐的环境为强烈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戏因之非常好看非常煽情，惊心动魄感人至深。演出时，观众们哭了，包括对什么事儿都要说三道四的青年人。于是上上下下都很满意，咣，当年就给我立了个三等功；次年，话剧得奖，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曹禺剧本奖……所有的奖，于是，咣，又给我立了个二等功。

深切的理解由衷的喜悦使我的泪水一下子又冒出来了，只得紧紧咬住下唇，以免情况由话筒里漏出。这次抗洪姜士安没有立功，抗洪结束后的北京庆功大会他们师都没有人来参加，那个方向来的基本上是在九江决口处封堵决口的部队，姜士安他们修筑的第二道防洪大坝因决口封堵成功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韩琳，现在看，咱们连咱们这批兵里，数你最出息。”他在那边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