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那你可以到工业大学来找我呀。”

“我不敢。”我听出了她口吻里的欣然，心里也释然一笑。

我在电影院海报栏前徘徊，对未知的见面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不管是我在病中寄情山水时的心平气和或者万虑皆空，还是返校后世事纷繁中的志得意满或者灰心丧气，杨南雁都从未真正离开过我，只是在我心的某一个角落里隐匿了起来，一旦有什么事或者什么事也没有的时候，她都能突然地浮出来，让我揪心揪肝地惦记着她。但是当我想到上次分别时她那委屈而愤怒的表情，想到闻梅和柳月希望她回到我们中间来的嘱托，我便又对未知的见面忐忑不安起来。

时间到了，我准时向她家走去，那扇已经熟悉的门敞开着，屋里只有她一个人，我迟疑着站在在门槛外。

晚上，来到金鳞电影院的时候，电影院门上的大钟显示刚到六点三十分，那里正在放映着一部越南电影，隐隐约约地传来那首越南歌曲“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南海我们友谊象朝阳……”的歌声。

“我来这里找过你的。”

我在茶几旁坐下后，她给我端来一杯茶水放在我面前，然后在我对面坐下了。确如葛利江讲的，她比以前黑了，但也多了些许以前没有的成熟，明亮的眸子里温柔中平添了几分自信。

咋一见面，双方都有几分矜持，她先问：

“为什么？”

“我今天下午才看到留言板上的字，找到葛利江后才知道你找我。”

“那在这之前呢，这么长时间了，你也没来找过我？”

“那帮人一个个都青面獠牙，象是吃人的生番，我怕他们把我绑来下了油锅。”

“你没把我也当成了吃人的生番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看你这披头散发，非妖既巫的样子，只怕也沾上了几分妖气。”

“怎么这么久才给我回电话？”

“灾和劫都说不上，一病一伤而已，都不算严重。”

“听葛利江说了后，我一直放心不下，到你家找过你，你家的门上挂着锁，托葛利江到学校里打听，也说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我有事儿离开了学校几天，不过我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没事儿就好。葛利江说，现在你们家就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要注意自己照顾好自己。”

她的关心让我大受感动，眼眶里便有泪珠儿在打转，故意用了一种很不在意的口吻掩饰说：“嗨，大不了‘小事招魂儿，大事挖坟儿’。”

她撇了撇嘴说：“瞧你那个轻松！好象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人似的，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家里家外的不知有多少人为你操着心呢。”

我听出她嗔怪背后对我的惦记，心里很过意不去，便想把谈话岔开去，于是说：“谢谢你！你找我来就这事儿吗？”

“你还在为那天我们之间吵架的事生气吗？”

我说：“那能呢，我早就不生气了，‘……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我有几分调侃地说。那是当时流行的一首名为《海内存知己》的**语录歌曲的歌词。

她笑了，说：“虽然那篇文章是由我播出来的，但也确实不是我心里的想法。”

我不想让双方处于非黑即白的状态，为对话的继续预留一点转寰的余地，便没有顺着她的意思说下去，而是说：“其实，你高兴的事也是我高兴的事，也是柳月高兴的事。”

“我前后思量过，这件事弄到这个地步，主要还是我的不对。我只沉浸在自己的激动中，忽视了柳月的感受。”

“我也前前后后地想过这件事，也许双方都有误会和不冷静的地方吧。”

“毕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之间弄得不愉快了，我还是应该向柳月和你当面道个歉。”

她的话已说到这个地步，如果我再在什么是是非非上计较，便有些太不知进退了，于是说：“唉……，就让这一页翻过去，以后不要再提起了吧。”

“这么说，你原谅我了？”

“不能说是原谅，或许，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局限吧。”

她叹了一口气说：“柳月姐的脚伤已经好了吧？”

“柳月的脚伤早就好了。她这人心粗，大大咧咧的，来的时候，还托我问你好呢。”我不由自主地撒了一个谎。

她高兴起来，说：“你回去告诉柳月姐，请她原谅我。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谁让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呢，姥姥爱着我，爸爸妈妈宠着我，哥哥姐姐让着我，使我从小就不敏感于对别人心情的体察，有点儿自我，有点儿任性，还有点儿虚荣吧……”说到后面，她的声音越来越有点飘浮，斜睨着我，似乎是在观察我的反应。

我一笑，说：“还有点儿坦诚吧。”

她也笑了，说：“你看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傻。”

我说：“那得看你是不是对谁都这样了。”

她说：“那我就不傻。”

我们都笑了。她伸出手来说：“谢谢你！”，于是我们握了握手。

再往下怎么进行呢，我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况之中。一方面我感到担负着我自己以及柳月和闻梅赋予我的说服她回到同一阵营中来，避免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希望；另一方面，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冷却下来的感情每分钟都在复苏，使我本能地不愿意违拗着她的好心情，破坏了此情此境中正在向好的气氛；同时，葛利江的话又使我知道了她与我们在旗号两派之间孰是孰非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的状态，让我感觉到达成那一希望的任何努力都将面临与她争执所带来的不欢而散的风险。

我试探着问：“你在工业大学的这些日子，感觉怎么样啊？”

“很忙。我不仅仅做播音的工作，还是他们的战地记者，每天都要去一线进行现场采访，回来后还要写新闻报道和录制第二天的播音，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但感到的却是充实和快乐。”

她轻松的口吻使我感到她的心境没有我一般的复杂，心里的沉重稍稍地得以宽解，于是问：“那么，你感觉和你在一起的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我感到他们是一群有理想，有热情，有抱负的朝气蓬勃的人。”

认知上的强烈的反差让我心里一抖，皱着眉问：“那么，你怎么看他们的那些暴力的行为呢，比如你在广播里讲到的那次在化龙桥上他们对‘主力军’的大打出手。”

我的话把她逼到了墙角里，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直都以为他们是一群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人，在和他们有了深入的接触后，才知道这种印象有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

她卡住了，似乎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

“……？”我停下来，直直地站在她面前，脸对脸地看着他，一副一定要听她回答的样子。

“……但是，这其中也有他们值得同情的一面。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那些当权派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所动员起来的一切力量，这些力量是那样的强大，象一堵墙一样竖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奋斗虽然也有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让人眼花缭乱的辉煌下面，掩盖着的是极度的空虚和慌张，有时，你能感到他们的生存和命运仅仅系于中央****或者哪个中央领导的一句话上，随时都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般置身事外的人们很难体会到他们承载着的巨大压力，很难听到他们内心所发出来的绝望的呐喊，当然也很难理解他们的抗争和反叛……”

她的这一番话，在我的知识结构里还是一片空白，或者说是一个盲点，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那些乖张暴戾的行为背后，还有这样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原因。但是，她的话还不足以动摇我业已形成的信念，也不能抹去号派所制造的惨剧中那些淋漓的鲜血在我心中留下的恐怖，于是我说：“恐怕他们也未必是那样地无辜，即使有中央****或某个领导的支持，也不应该那样地有恃无恐，为所欲为，甚至肆无忌惮吧。”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不否认他们有偏执和激烈的一面，同时，我也不认可他们使用这样暴力和残忍的行为来表达自己或者打击对手……”

“这么说，你加入他们的阵营，是因为同情吗？”

她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只是默默地向前走去。拐过了那个S形的大弯后，我们来到化龙桥头，黑暗中的嘉陵江象一条游动中的巨蟒，披着一身闪闪烁烁的清辉，静悄悄地消失在群山的剪影中。电影院的灯光没有了，连刚才还挂在天上的半边月亮也被重重叠叠的云层挡住了，只有仍在营业的商店里点着的蜡烛在风中摇摇晃晃，这时，人们的耳朵对周围声响就变得敏感起来，远处有人走动时“噼噼啪啪”的声音、金鳞溪流过时“哗哗啦啦”的声音、街两边的店铺关门时户枢发出的“咿咿哑哑”的声音……都在寂静的背景中格外地清晰。

过好一会儿，她才开口问：“你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义呢？”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的话。

于是，她一边继续向前走去，一边说：“**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所以，我理解社会主义就是反抗压迫的主义，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没压迫的社会。这既是周文龙和他的同学们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

我说：“他们的奋起反抗，也许有一个可以让人肃然起敬的理由，然而，对于你来讲，不仍然是‘置身事外’吗？”

她说：“不！我没能够置身事外。我母亲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只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厂里的党支部书记提了些意见，就被划为****，使她在以后的工作中常常因为‘莫须有’的原因而遭受歧视。还有，*****中我父亲因为同情造反派，就被写了黑材料装进档案里。我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坏人。我父亲有时还会表现出一点愤怒，我母亲甚至连愤怒都没有，至多有点悲伤。她从来没有想到要颠覆什么，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他们为什么只能成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战战兢兢地度过自己的人生。我不知道，有谁能够永远地、一贯地正确；我不明白，一部分人凭什么对另外一部分人操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包括剥夺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捕杀他心灵里的疑惑，消灭他行动上任何表达的可能。”

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悲怆，声音凝重，饱含着深沉的人生体悟，有一种少有的重量感。

这还是我心中原来的那一个单纯的甚至有几分幼稚的杨南雁吗？

真是大象无形么！以前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过这些呢？

我的精神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仿佛大地都在晃动。我说：“如果真象你所讲的那样，他们要面对的是当权派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所动员起来的一切力量，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她不无悲哀地说“实际上当他们响应**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了一条注定不能回头的道路，只能一路高歌，勇往直前。”

“也就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了。”

“应该是吧。但我坚信——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利。”

她口吻中视死如归般的悲壮深深地感到了我，也让我的希望一片黑暗，就问：“闻梅给你的那封信，你都看了吗？”

“我看了。”

“那么，你准备怎么回她的话呢？”

“你替我感谢闻梅姐，告诉她，这次，我就不麻烦她了，但我会永远记得她过去对我的帮助和现在对我的关心。”

以前，她只是叫柳月是姐，我第一次听她把闻梅也叫做“姐”。她的声音徐缓而沉重，让我听起来有一种与过去告别的痛苦和悲伤。

想起了在武斗中双方对峙时那寒光闪闪的枪刺，我还是想作最后的努力，于是说：“这不仅仅是闻梅的想法，包括柳月和我，我们大家都惦着你，希望你回到我们中间来，大家还象从前一样，至少不至于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兵戎相见，你不知道，那天在小广场的冲突中，看到你就在那辆宣传车里，我和柳月是怎样地为你揪着心。”

“那天在小广场上，你也在他们的队伍里？”她惊愕地问。

“是，我和柳月都在。”

半晌，她才抬起头来，眼里闪动着泪花，深情地说：“谢谢你，谢谢柳月，谢谢你们！你们的关心真的让我感到好温暖！”

她没有再说什么，我们一起往前走去。

我的纠结已经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知道，我已经无法说服她了，心里充满失望和惆怅。

半个月亮从纷乱厚重的云层里挣扎出来，天空和大地又是一片朦胧的月色。我们顺着那条已经共同走过一次的路，经过静悄悄的码头工人俱乐部向江边走去。涨水的季节又来了，一天天增高的水平面让人感到它那沉默中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上一次来这里时泊船的河岸已经被淹没了，一溜的木船就泊在了老化龙桥半圆形的石拱下，一排桅灯在黑暗中摇摇晃晃，从一只木船上颤悠悠地飘来一嗓苍凉老迈的歌声：

高山岭上一树槐，手扳槐树望郎来，

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

——几乎说出想郎来……

接着另一只船上响起一嗓猴急火燎的回应：

想不到姐儿我设个法，跳到井里变蛤蟆，

早晨你挑水我“呱”三声，晚上你挑水我三声“呱”，

——姐的心儿也呱软哒……

那民歌里厚重的感情底蕴触动了我心里的感动，想起了那首特意要带给她的诗，便从兜里掏出来递给她。

她问：“这里是什么？”

“你还记得那天在金鳞溪看瀑布时我给你说的话吗？我找到了匈牙利诗人斐多菲的一首《我愿意是激流》的小诗，将它改成现在的样子，来兑现我的那个承诺。”

“你不是说要我猜着了那个字谜才给我找吗，现在我还没猜出来哩。”

“那你现在猜。”

“一个傻瓜藏的东西，十个聪明人也找不到。何况是一个聪明人藏了一个东西，让一个傻瓜来找。我猜不着。”

“我那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你还当真了？”我把那张纸递给了她

她接过那张纸，打开来看了一眼说：“我看不见，我要你给背给我听。”

于是我一路走着，轻轻地朗诵起来：

“我愿意是山谷间一条湍急的小溪，

经历着岩石的尖厉和道路的崎岖，

只要你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里欢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河岸边一片荒芜的树林，

抵挡着狂野的岸风一阵阵的吹袭，

只要你是一只小鸟，

在我稠密的树枝间自由地歌唱。

我愿意是悬崖上一座城堡的废墟，

在静悄悄中消失却没有一丝悲戚，

只要你是一条长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头一天天地攀升。

我愿意是山谷里一间孤独的茅屋，

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中一天天毁弃，

只要你是一簇火焰，

在我的火塘里轻盈地跳跃。

我愿意是灰色旗帜般的一朵流云，

在傍晚空旷的天空中寂寞地游弋，

只要你是一抹珊瑚似的赤霞，

在我的脸上映着你羞涩的虹霓。”

我朗诵完了，停下了脚步，她也停下来，我看着她，她看着我。黑暗的深渊中，她明亮的眸子月光般清澈而又幽深，江水般闪烁着粼粼的波光，我的心立即淹没在那两泓摄人心魄的蓝色之中了。

她问：“这是你修改了的《我愿意是激流》？”

“是。”

“你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呢？”

我听出她似乎已经读过那首诗，这让我心中闪过一丝惊惶，但我仍然说：“我当初承诺说给你找一首适合朗诵的诗，要适合朗诵就要克服‘硬译’的局限，使其读起来朗朗上口，明白晓畅，所以我就将它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我没有把另外的一层意思说出来，而她也没有再问什么，于是，我们又继续默默地一路走去。

天已经很晚了，江风从皮肤上滑过，开始有了几分凉意。她要回工业大学去了，分手的时候了，她站在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

“我有一句话要给你说。”

我有点奇怪，犹豫了一下说：“什么话？”

“你不要跟工业大学的‘冲锋号’打仗，行吗？”

我想起了葛利江讲的她动员葛利江加入号派的事，以为她也是要来动员我了，于是皱着眉头说：“我可以不要求你返回到我们这边来，你也不必这样地来要求我吧。也许，你是对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所面临的境况不是我造成的。”

淡淡的月光下，她的眼睑合上又张开了，长长的睫毛忽闪了一下，深邃而又明亮的眸子专注而又坚定，仍然直直地盯着我，说：“我不是那样的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的是刀对刀，枪对枪的那种真正的打仗。”她用两只拳头相对地碰在一起。

我仍然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说：“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化龙桥头，听到码头工人俱乐部里一嗓川剧老生《海港》的唱腔吗？唱这段川剧的是住在我们那儿的一个码头工人，我们叫他吴伯伯。”

“记得，但我不认得这个人。”

“他从十九岁被国民党抓壮丁开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跟红军打仗，抗日战争时跟日本人打仗，打跑了日本人后又跟解放军打仗，以后被解放过来，在解放战争中又跟国民党打仗，最后参加朝鲜战争，又跟美国人也打仗，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转折，何曾有一次是他自己的选择？”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她一脸焦急而又不安的神情。

“我的意思是，人的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己的。”

“可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给自己作一次主行吗？”这时，她已是眉毛眼睛都皱成一团了，乞求般地看着我了。

“哪……你得给我一个理由。”

“这……”她犹豫了。

最后，仿佛下定了决心，一咬牙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只能是你一个人知道，不能给第二个人说去，行吗？”

“行”

“那你向**保证。”

“向**保证。”我面对她竖起右手掌说。

“他们有枪！”在我一愣神的时候，她又说“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她的话着实吓了我一跳，问：“你是亲眼看见的，还是听别人说的。”

“是我亲眼看见的。有一天，我听到他们说，要出去打靶，就开着车走了。”

“你看见他们拿的是什么枪了吗？”

“这我不知道，那天虽然没有下雨，可他们却都穿着雨衣，只看见长长的枪管从雨衣上支了出来。”

我深深地感动了，拉住她的手说：“对不起，我刚才错怪你了。我一定不把你给我说的话告诉别人，也不让他们的枪打着我，行吧。谢谢你！”

她似乎仍不放心，说：“如果这一辈子你只听我一句话，就听我这一句话，行吗？”

眼泪从心里涌上来，已经容不得我想什么了，唯一能够说的只能是：“行。”

她这才笑了，仿佛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

她要回工业大学了，走进了深深的黑暗之中，突然，从那一片看不见的寂静中，传来她有几分娇羞的声音：“你改得真的很好，但我们既然都成了朋友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把那关键的一句诗译给我呢？。”

她话里特别地加重的“朋友”二字，让我心中电光火石般的一闪，看到了那片原来被黑暗深深掩蔽着的天空－—“朋友”正是我那个字谜的谜底，于是，我恍然大悟，木雕泥塑般地呆在了那里——她分明已经猜到了我那个字谜的谜底，并且已经读过了那首诗，知道原诗中被我删掉的那句“只要我的爱人”的句子，瞬间，仿佛电流通过全身一样，我感到一阵不能自己的颤栗。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葛利江跟我说你遇到了一灾一劫。”

“既然我有妖气，你还敢来找我？”

“鬼不怕妖！”

第72章

她这才笑出声来，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草草地将散乱的头发编成了两根粗大的辫子。在低头编辫子的时候，她微微地歪着头，红朴朴的脸上那自然而又朴素的笑容，在我心中唤出了一种柔柔的感觉。

谈话中，我知道厂里停产后，她妈带着她的哥哥姐姐回北方姥姥家去了，她却因为舍不得离开这里“火热的生活”而留了下来，而她爸爸对她一个人留在这边放心不下，也跟着一起留了下来。她去工业大学后，她爸爸就住到厂里的单身宿舍去了。

正闲聊着，屋里的灯突然灭了，我们来到过道里，看见四周一片黑暗，原来是停电了。于是她锁上门，我们沿着电影院外那条小路向外走去。围墙里的自备发电机“嗡嗡”地转动起来，电影院里又传出来的人物对话的声音。

“进来吧，还愣着干什么？”她说。

她象是刚洗过澡，乌黑的长发似干未干地披在身后，穿了一件以前从未见穿过的有着流畅花纹的浅蓝色衬衣，胸前别着的一串黄桷兰，飘出一缕缕幽幽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