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译文】

孟子说：“充分运用心智思考的人，就能知道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的本性，就能知道天道的所向和所贵了。因此，只要保持自己的心智，培养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寿命有漫长的，也有短暂的，这是自己不能改变的，但只要坚持修身，等待天命的到来，就是安身立命之道。”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不要做悠悠天地中的匆匆过客，如果东奔西走，不停地寻觅，结果往往是占有外物越多内心越空虚。相反，只要保持心灵的思考，涵养本性，顺受天命，精神自然就会有寄托，生命就会永远在你的把握中。

人虽然生活在一种无法预知自己的穷通、否泰、贫富、贵贱、生死的状况之中，但决不能放弃掉自己主宰命运的权力。所以，针对宗教迷信敬事鬼神的事情，孟子提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事之，所以立命也”的观点。孟子认为这才是“事天之道”，才叫“安身立命”。

孟子还提出：“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这里的“知命”、“正命”等理念都是指人对自己命运，人的生命的决定权，不是指听天由命。

【译文】

根据儒家的“天”、“命”理论，宋代的朱熹等人发展形成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强调“天人合一”，如程颐说：“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朱熹据此说：“性者，人之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

总体而言，宋明理学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之理都从“天”出，因此他们提出“天理”之说。他们还认为，命运不是人力所能主宰的。也就是说，人的“事天之道”应该是消极和无所作为的。实际上，宋明理学的主张已经把孔孟之道引向到无所作为的玄学上去了，已经远离了孔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态度。

孟子说：“什么都是上天决定的，顺应天命的话，就能承受正常的命运。因此，知道天命的人不会站在危墙之下。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承受的是正常的命运，因犯罪受刑而死的人承受的不是正常的命运。”

【阐释】

人之死亡，孟子承认这是“命”，这不奇怪。人类对于出现偶然性的巧合，以致产生意料不到的贫富、贵贱、寿夭、生死、吉凶、祸福、健康或疾病等结局，按必然性的常规思维理解，感到惶惑，不可捉摸，于是便委之于“命”。这似乎是人类从古迄今的通病。偶然性是“机遇”，还是“命”，谁说得清楚？但孔孟谈“命”也到此为止。故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所以，“命”是不是由上帝、神来主宰？死后是不是有天堂、地狱？孔孟根本不谈这一问题。不谈也者，实际上是不相信之意也，这是正确的。因为那本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不可知的；既不可知，那就不谈。在科学不发达的落后年代，取这种态度，是很不寻常的。这也正是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理性的唯实主义的哲人风范。

我们已经看到了，孟子谈天命和人的本性，充满了积极主动的个体精神。所谓天命，不过是保持心灵的思考，涵养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罢了；所谓安身立命，也不过是一心一意地进行自身修养。

由此可见，“万物皆备于我矣”所引出的，是认识和实践两大领域的儒学追求：一是“诚”，二是“恕”，都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单从“万物皆备于我矣”这句话给我们的感觉，则是一种充满主体意识，乐观向上的心态，的确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的精神风貌，给人以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勇气和信心。

【原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译文】

孟子说：“做完一件事却不明白这样做的道理，养成了一种习惯却不知其所以然，就这样一辈子随波逐流，却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样的人就是一般的平庸的大众。”

【阐释】

正如孟子所言，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过完一生的人，正是不知不觉的平庸大众。从孟子到今天，几千年过去了，批评和感叹平庸大众的人是层出不穷，但却很少有人敢说他们这样有什么不好。古人云“难得糊涂”，也许，就像个动物一样，即使无所求，即使无所得，只要安静、舒适地活着，才是人生最自然的面貌。

【原文】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1］耻，无耻矣。”

【注释】

［1］之：至。

【译文】

孟子说：“人不能不知道羞耻。能够知道不知羞耻是可耻的，那么就能够一直没有羞耻之事了。”

【阐释】

从孟子连续用两章的篇幅谈论羞耻可见，对一个人而言，羞耻之心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了羞耻之心，就不会知道什么事情是值得羞耻的，那样的话，坏事恶事，就都会做了。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的确如此，只要有了羞耻之心，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值得羞耻的，就可以弃恶从善，从而远离羞耻，到达“无耻矣”的境界。

【原文】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1］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注释】

［1］机变：奸诈。

【译文】

孟子说：“羞耻之心对于人是至关重要的。那些玩弄阴谋和权术的人是没有羞耻之心的。如果没有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感到羞耻，那又怎么能赶上别人呢？”

【阐释】

孟子认为，从好坏的角度来看，羞耻之心对于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多重要呢？后世有学者说“耻者……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也就是说，羞耻之心关系到一个人是圣贤还是禽兽的问题，正面圣贤，反面禽兽，的确很严重。

羞耻之心不但对于个人而言很重要，对一个国家而言也很重要，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就不是孟子的言论了。

【原文】

孟子谓宋勾践［1］曰：“子好游［2］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3］；人不知，亦嚣嚣。”

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4］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注释】

［1］宋勾践：人名，姓宋，名勾践，生平不详。

［2］游；游说。

［3］嚣嚣：安然自得的样子。

［4］得己：自得。

【译文】

孟子对宋勾践说道：“你喜欢游说各诸侯国的国君吗？现在，我告诉你一些游说之道。当别人理解你的话时，你要做出一副安详自得而无所求的样子；即使别人不理解你的话，你也应该做出这种样子来。”

宋勾践问道：“那么，怎样才能做出一副安详自得又无所求的样子呢？”

孟子回答道：“只要你能够做到崇尚道德和爱好仁义，就能做到安详自得而无所求了。正因为如此，士人在失意时不放弃仁义，在得志时不违背道德。在失意时不放弃仁义，就能够安详自得；在得志时不违背道德，就能够不让世人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给予世人恩惠，失意时修身养性。这就是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阐释】

孟子在同别人谈到士应加强道德情操的培养时指出：士人在穷困时能够不丢掉义这个道德规范，所以能自得其乐；在得志时不偏离道这个行为准则，所以使百姓不至感到失望。古代的君子，得了志，恩泽普遍施加到百姓；不得志，也能自修自身品德，以此表现于世人。穷困时搞好自身的品德修养，得志时便兼善天下。

孟子在此讲的两句话：“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已历代流传，成为古训。第一句话是应完全肯定的。一个人穷，但要穷得有骨气，不能去干苟且之事；富贵不能骄奢，尽量为人类多做点贡献。第二句的“达则兼善天下”也应该肯定，但对前半句“穷则独善其身”，尚可分析。这里的“穷”似包括两点含义：经济上的穷困和政治上的不得志。当然一个人在穷困不得志时，做到独善其身，不干坏事，也颇难得，但倘若能更积极一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社会做些有益之事，岂不更好？所以，这前半句话倒是有点“出世”的消极味道。

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这种“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强烈人生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是最可宝贵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正是这种宝贵的人生价值取向，推动着中国历史向文明之境迈进。古人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都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都是为了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的目标。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

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道义才是根本。所以能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则与孔子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成为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既对他人，也对这个世界，更对自身。

当你穷困不得志时，它以“独善其身”的清高抚慰着你那一颗失落的心；当你飞黄腾达时，它又以“兼善天下”的豪情为你心安理得地做官提供着坚实的心理基础。

因此，无论你穷与达，它都是一剂绝对见效的心理良药，是知识分子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与法宝。

【原文】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译文】

孟子说：“一定要等待有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后才能有所作为的，都是平庸的人。至于才智出众的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出现周文王那样的人，也能有所作为。”

【阐释】

所谓时势造英雄，在一定的时代和环境影响下，在领袖人物的率领下，的确可以涌现出一大批奋发有为的人物来。不过，按照孟子的观点，要等到一定的时势，一定的领袖人物出现后才奋发的，还算不上是豪杰之士。真正的豪杰之士，是可以造时势的人，是没有领袖人物出现，自己也知道奋发有为的人。

【阐释】

“万物皆备于我矣”作为一句名言，被认为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这里面的是与非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我们关心的是孟子说这话的意思。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说是“万物都为我而存在”。（由此来归结孟子为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我们理解孟子的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我都能够思考，认识，所以天地万物我都具备了。这样才会有下面的一句话，“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躬自问，我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诚实无欺的，所以非常快乐。这是一种认识的快乐，探求真理的快乐。但是，仅有认识，仅有自身的发现还不够，所以要“强恕而行”，尽力按恕道办事，这样来施行仁道。所谓恕道，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多次提到，这就是孔子反复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积极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总起来说，是一种将心比已，推己及人的思想，用这种思想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一种认识的快乐，局限于自身；那么，“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一种实践的快乐，涉及到他人与社会了。

孟子认为死亡虽是命定的，人谁不死？这是无可避免的，但人应该尽人事即修身养性，以正道去迎接死亡的来临，这叫“正命”，也叫“知命”。“知命”的人不会去做非正常死亡的事，如“不立乎岩墙之下”，不做作奸犯科之事，“桎梏而死”。面对死亡，这是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儒家与一切宗教的根本区别。孔子对这个问题谈得更为明确，直接否定了“命”的存在，他说：“人有三死而非命：饱食不节，劳逸过度，是病其杀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诬其君，嗜欲无厌，是刑其杀者也；以少犯众，以弱侮强，是兵其杀之者也。”明确指出因“疾病”、“刑戮”、“战争”而死亡的皆“非命”也，亦即孟子说的“非正命也”的意思。孔子甚至还指出有三种死亡是不应该吊唁的：“有畏而死者，有压而死者，有溺而死者。”（以上均见《礼记·檀弓》）即因畏、压、溺而死的，连吊唁的资格都没有，这亦是“非正命”，因为没有“顺受其正”之意。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人生哲学。

【原文】

【原文】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译文】

孟子说：“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我都具备了。我只要做到反躬自省，就能做到诚实无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尽力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就是最近的追求仁德之路了。”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所说的“天”、“命”并不是个有意志的“天”、一个冥冥之中有超自然力的人或神所预定了的“命”。这里的“天”、“命”有点像我们平常说的“造物主”、“大自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