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明确的提出”天人合一”一词的是北宋哲学家张载，他在《正蒙-乾对篇》中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儒者由于真正明确做”人”的道理，所以就能掌握”诚”这一真实本性；反过来说，又由于真正明确人的”诚”这一真实本性，就能更加明察事理，这样便能做到天命人性不相违背。

张载所说的”天人合一”，非常深奥，我们从他的论说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人”自身在天人关系中的根本地位和决定作用，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行而把握玄妙的天性，从而了解、改变外在的大千世界。《周易-乾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正是相近道理，这种刚健自强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代表精神之一。

水旱，天时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垦辟，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为重，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

陆世仪在文中认为一切事理都包含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农事尤其如此。以天时、地利、人和分析农事，往上可以追溯到荀子，他认为：”（农夫）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荀子这里所指的”天时”是指农时，

天时、地利、人和在军事理论中地位很高，同样，在中国上下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中也影响极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兼农学家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修齐类-卷十一》中说：”天时、地利、人和，不特用兵为然，凡事皆有之，即农田一事关系尤重。

错误的结论。

”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不经考证，就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于丹的态度不免过于草率。《论语》对现代人的启发的确不少，但不知于丹教授所说的结论从何而来。

这好比说日本的电影某种意义上确实代表了目前亚洲电影的最高水平，但这不能是《无间道风云》”改编自日本影片”的理由。

现在我们来看看《论语》中对”天”的有关论述。

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多次说过这样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意思是说想要了解上天的反映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古今朝代更替的规律，形成自己的著作。这是他进行《史记》创作的指导思想。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怎样看待”天”并解决天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是精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热点和核心。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妙之处，体现在文字表达上，虽是差别不大的一字或几字，但它的实际内涵却是千差万别。我们常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意思是说：开始时虽然相差很微小，结果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在理解古代的哲学命题时，不仔细分辨，就很有可能得出

《论语》中出现”天”一共四十余处，虽然并不是处处都与孔子的天命思想有关，但通过阅读《论语》，孔子矛盾的天命观还是能在字里行间找到的。

给《论语》错加的另一顶帽子便是”天人合一”。

并借”娘娘”与”秋英”的对话，简要回答了何为天时、地利、人和，并着重指出：”人心齐则气壮，气壮则力勇。一鼓而前，谁能御之。若人怀异心，子弃其父，弟弃其兄，各鸟兽散，安能破敌。”说的便是如果将士用命，军心思齐，就可以一鼓作气，所向披靡。

”地利”是指土壤肥沃，”人和”是指人的分工。认为农夫能依照农事安排耕作、适应土地肥沃种植加以科学的农业分工，便能使农事顺畅，丰衣足食。也就是说：

”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荀子-富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农学史上的名著，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齐民要术-种谷》）他的意思就是，在强调”以勤为本”的前提下，顺应天时，符合地利，还是能以较少的劳动投入取得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