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地臣说他的搭档渣甸“好像是一位真正的铁铸的人”。美国商人亨特对渣甸也记忆深刻，称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非常慷慨的人”。亨特多年后谈到渣甸的独特性格时称：渣甸在广州的办公室里，从来不放椅子——表示在办公时间内，谁也不能以闲谈与偷懒来打发。

渣甸逝世后，在为他写的许多颂扬文章中，怡和洋行在纪念成立100周年的书中引用的这样一段评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诚实和荣誉永远洁白无瑕。在与他相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想得出他在品格上有任何一点不足之处。你随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像粗野或狭隘一类的东西与他的天性显然毫无关系，而且这些坏的品质在他的心中是丝毫不存在的。”

上海与香港一样，也是一个主要的鸦片集散中心。我们从在吴淞的趸船上所进行的鸦片贸易可见一斑：1847年在上海进口16500箱，价值834944万元；1848年进口16960箱，价值1180129万元；1849年进口22981箱，价值1340423万元……1853年从趸船交货242万箱，约值1440万元；1857年增加到319万箱，价值13082万元。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03页。

就怡和洋行而言，由五个通商口岸和殖民地香港串联起来的中国东南沿海，是其鸦片趸船和飞剪船驰骋的疆场。通过巨额投资和大量收购印度鸦片，并将之运往中国沿海口岸，这一运作方式对怡和洋行来说可谓驾轻就熟。猖獗的海盗活动，虽然严重威胁着贩运鸦片的船只，但有着优良武器装备的怡和船只无惧于海盗的袭击。

从1839年到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鸦片贸易在一种半秘密、半公开的状态下进行。

然而，渣甸在1841年当选阿什伯顿市的国会议员仅仅一年多后，便一病不起。1843年2月27日，59岁的渣甸在伦敦寓所去世。

08

金钱、土地与权力：返英后的渣甸和马地臣渣甸和马地臣无疑都是成功的苏格兰人。金钱、权力和土地，一个成功的苏格兰人所应拥有的这些，渣甸和马地臣都拥有了。

渣甸在东方多年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损害了无数中国人的体质和心灵，这段颂词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

利用在东方经商积攒下的金钱，有人统计，从渣甸离开东印度公司自己经商，20年里他积累了大量财富。当他回到伦敦时，已经成为百万富翁。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45～46页。渣甸在苏格兰伯斯郡（Perthshire）的朗里科（Lanrick）买下一块地，成了苏格兰大地主。渣甸在伦敦的住处则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处高级住宅里。

渣甸1839年从东方回国后，成了麦尼克·斯密斯公司的合伙人。两年后的1841年，当他买进斯密斯家族股权后，行号更名为麦尼克·渣甸行，这也就是日后的马地臣行——怡和洋行的伦敦联号。

渣甸离开中国后，马地臣执掌怡和洋行，度过了从广州撤离后到鸦片战争期间的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1842年3月，鸦片战争尚未结束，马地臣便离开中国返回伦敦。

渣甸过世后，阿什伯顿市的国会议员席次出缺。早就有野心的马地臣看到机会来临，1843年3月1日在隔日登出的竞选宣言中写道：“我向各位毛遂自荐，我是已故前任议员渣甸先生的合伙人及朋友，我在政治方面的见解倾向推动务实积极的改革，我自认是公民、宗教及商业自由的热烈支持者。我深信，以我在商务上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促进贵市贸易的稳定和繁荣。我希望在选举日之前，向每位选民致以个人最诚挚的敬意。”后来他如愿当选，并一直出任该市国会议员，直至1847年转任罗斯可麦郡（RossandCromarty）的国会议员。

1844年，马地臣以50多万英镑买下苏格兰西部海岸的刘易斯岛，并投下巨资对其进行修建。马地臣出任罗斯可麦郡的议员直到1862年，从1843年之后的19年里，马地臣一直是英国下议院议员。1851年，马地臣被封为准男爵。1878年的最后一天，82岁的马地臣去世。

在林则徐南下禁烟之前离开广州回国的渣甸，在伦敦曾多次会见巴麦尊和璞鼎查等人，为鸦片战争的推进及《南京条约》的签订“贡献”良多。

江斯同的妹妹玛格丽特嫁入凯瑟克家族后则子孙满堂。从19世纪70年代渣甸大姐琼的孙子克锡（WilliamKeswick）开始的100多年里，这个家族大部分时间掌控着怡和洋行。

渣甸的二姐嫁给了另一个渣甸家族，她的两个儿子戴维和罗勃在印度创业。戴维和安德鲁·江斯同的弟弟约翰·江斯同（1822～1884）合作，1843年在加尔各答创办了渣甸·斯金纳行（即后来的渣甸·哈德逊行），罗勃随后也成了该行合伙人。独立运作的渣甸·斯金纳行是怡和洋行在印度最重要的鸦片供货商，在怡和成为鸦片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通过钩沉史料，对渣甸、马地臣家族与怡和洋行有直接关系的第二代进行梳理，可以看到，在繁杂纷乱的关系背后，有一根主线相当明晰，那就是这两大家族的子侄们，在此后的20年里，轮流领导着怡和洋行，继续保持各项业务蒸蒸日上，进一步巩固了怡和鸦片帝国的根基。

同时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怡和洋行的大班在东方打拼，赚得巨额金钱后返回英国，或购置庄园或进入议会，成为庄园主或国会议员。

1843年，安德鲁·渣甸回国，继承其叔父渣甸的朗里科庄园，并购买了科里（Corrie）的巴洛尼庄园。

1847年，央马地臣回国，同年任艾弗尼斯市（InvernessBorough）议员。央马地臣于1868年选举中接任其叔叔马地臣在罗斯可麦郡的议员席位，直至1884年。1882年受封男爵，4年后去世。这时，一场金融危机开始席卷伦敦。在伦敦的麦尼克·渣甸行业务全面告急，当时麦尼克·渣甸行的合伙人有麦尼克家族的荷林华斯，斯密斯家族的约翰·亚贝尔·斯密斯、托马斯·查尔斯·斯密斯，以及威廉·弗雷泽。央马地臣和安德鲁·渣甸及时注入资金，使公司渡过难关。1847年12月31日，麦尼克·渣甸行关闭。第二年1月，马地臣行诞生，继续担当香港怡和洋行和加尔各答渣甸·斯金纳行的代理行。麦尼克家族和斯密斯家族退出公司管理层，马地臣行主要由马地臣和渣甸家族控制，公司合伙人为安德鲁·渣甸、央马地臣、休·马地臣和威廉·弗雷泽。值得一提的是马地臣两个侄子的“良心发现”。在马地臣刚回到伦敦的1843年，他曾为22岁的侄子休·马地臣在怡和洋行安排了一个职位。但是，出乎马地臣意料的是，休·马地臣一想到那是受到人们抨击的鸦片贸易，便毅然放弃了高职厚薪。不仅如此，在香港督导怡和营运的哥哥唐纳德也开始怀疑这种生意的道德正当性，并于1848年决定不再出任怡和洋行合伙人。对此，身在伦敦的马地臣怒不可遏。但是，唐纳德主意已定，于1849年辞职退出了怡和洋行。

1851年，已经是国会议员的央马地臣以773万英镑巨资，买下了苏格兰罗斯郡的大片产业，包括洛哈尔什镇及阿泰德镇。同年6月，央马地臣退休，大卫·渣甸正式成为怡和大班。

在为怡和的事业奋斗了几年之后，1856年，年仅38岁的大卫·渣甸去世。5年后的1861年，不到40岁的乔瑟夫和他那不满50岁的哥哥安德鲁也双双去世。这3个侄子与渣甸一样，全是忙于“鸦片事业”的“钻石王老五”，因此他们在怡和洋行的股权和在苏格兰东南部低地的大片地产，全部转给了最小的弟弟加律治（罗伯特·渣甸）。加律治不仅继承了3个哥哥怡和洋行的股权及大片地产，也在1856年接任了怡和大班职位。

生于1825年的加律治，18岁时成为伦敦麦尼克·渣甸行的一员。1849年5月，24岁的加律治来到东方，3年后成为怡和洋行合伙人（与他一同成为怡和合伙人的还有波斯富）。加律治既是几个兄弟中唯一娶妻生子者，也是活得最长者。加律治后来返回英国，担任议员，获封准男爵，一直活到了80岁。

加律治于1860年返回英国后，怡和大班职位由波斯富接任。在鸦片已经合法化的新背景下，怡和鸦片帝国虽然依旧处在鼎盛时代，但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西方对华贸易即将迎来巨变，怡和这个鸦片帝国开始转型，并将其强有力的触角伸向了更广阔的领域。第二部大陆风云

渣甸的哥哥有7个儿子，其中4个相继成为怡和洋行的合伙人，即安德鲁·渣甸（1812～1889）、大卫·渣甸（1818～1856）、约瑟夫·渣甸（1822～1861）、罗伯特·渣甸（1825～1905，又名加律治）。此外，渣甸的哥哥有两个女儿的后代也有多人成为怡和洋行的大班或合伙人。玛丽·渣甸的两个儿子约翰·比尔-欧文和詹姆斯·渣甸·比尔-欧文先后成为公司合伙人，次女伊丽莎白的长孙威廉·渣甸·格里森也是怡和洋行的合伙人。

除了几个侄子与怡和洋行关系密切之外，渣甸的外甥与怡和的关系也同样密切。最年长的外甥安德鲁·江斯同（1798～1857）比渣甸小14岁，是渣甸大姐琼的儿子，与渣甸的生活经历相似：先是在东印度公司的中印贸易船上担任医生。1831年前后，江斯同离开东印度公司自己经商。1833年，35岁的江斯同成为渣甸·马地臣行的合伙人。1836年4月，富有的江斯同辞别怡和洋行，从澳门启程回国。从此，这位终身未娶的“钻石王老五”买下邓弗里斯郡附近的哈利兹（Halleaths）产业，过上了乡绅般的庄园主生活。

09

权力交替：两个家族的子侄们马地臣回到伦敦后，怡和洋行的管理权转由下一代执掌。由于作为合伙制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均无子嗣，权力移交到了跟随他们经商多年的外甥或侄子身上。马地臣的继任者是其外甥央马地臣（1805～1886），当时他大部分时间在澳门掌控全局。马地臣的侄子唐纳德·马地臣负责香港事务，渣甸的侄子大卫·渣甸负责广州事务。罗伯·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123页。在马地臣家族中，除了央马地臣接任怡和大班外，央马地臣夫人的亲戚波斯富后来也曾出任过怡和大班。唐纳德是怡和洋行的合伙人，他的弟弟休·马地臣后来则是马地臣行的合伙人。

早在五口通商前，怡和洋行的鸦片船便已经在这些城市活动了多年，武装的鸦片趸船也早已停泊在这些城市的沿海。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说，英国对华的商业入侵，正是合法贸易与非法鸦片贸易双管齐下地进行的。合法贸易是在新开辟的五个条约口岸进行。鸦片贸易则使在这些港口之外的沿海一带的接收站多了一倍，那里通常都停泊着二三十艘鸦片接收船。到1860年为止，鸦片贸易额翻了一番，每年进口由3万箱增至6万箱左右。

央马地臣是马地臣的姐姐玛格丽特之子。唐纳德·马地臣则是马地臣的大哥谢里夫·马地臣之子。1844年，有点暴躁易怒的央马地臣曾致信唐纳德，怒责接替璞鼎查担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商务监督的德庇时，拿朋友的名字命名香港街道，而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到过香港。在他看来，为英国割占并建设香港立下汗马功劳的渣甸和马地臣们却没有享受到此等待遇，实在有些过分：“虽然英商创建了香港，但没有一条街是以商人来命名的，想想‘雪利街’是某个混蛋的名字，‘渣甸街’、‘颠地街’、‘吉布街’等听起来不是自然多了吗？不，要不是为了有利的投资，别想要我在香港投入一毛钱。”当时怡和洋行抱怨说香港街道没有以其名字命名，其实后来留下的最多。至少有9位怡和洋行人员拥有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WilliamJardine：渣甸街（Jardine餾Bazaar）、渣甸坊（Jardine餾Crescent）、渣甸台（JardineTerrace）；JamesMatheson：勿地臣街（MathesonStreet）；JamesJohnstoneKeswick：敬诚街（KeswickStreet）；Irving：伊莱街（IrvingStreet）；AlexanderPercevalJardine：波斯富街（PercivalStreet）；DavidLandale：兰杜街（LandaleStreet）；CharlesEdwardAnton：晏顿街（AntonStreet）；WilliamJardineGresson：机利臣街（GressonStreet）；J盝盤aterson：百德新街（PatersonStreet）。

1847年，央马地臣离开东方回国；唐纳德则于1849年离开了怡和。

马地臣家族与怡和洋行的关系相对简单，渣甸家族则要复杂得多。渣甸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分别是琼·渣甸（JeanJardine）、玛格丽特·渣甸、大卫·渣甸。此外，还有一个妹妹伊丽莎白·渣甸。

鸦片贸易的这种特点，对于像怡和与颠地洋行等实力雄厚的大型商行是如此有利，以致怡和洋行在香港进入低迷之年的1844年曾考虑将其鸦片业务北移。对于上海的重要性，怡和洋行已经充分感受和领悟到。沿海原有的几个鸦片交易中心，如伶仃洋、南澳或厦门等，已经统统无法与上海相比。

因此，以上海吴淞口为中心向长江流域或内地其他一些省份辐射的重要性得到强调。怡和已委派常驻经理处理相关业务，停泊在吴淞的趸船供应着这一带持续增加销量的鸦片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