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想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会如何理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矛盾吗？因为电脑既相信又不相信硬盘的存在。也许电脑被驱动为不承认硬盘的存在。也许承认硬盘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会威胁电脑的自尊。（电脑可能会想：只有40G容量？这样的存储设备只能被我踩在脚下！）

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似乎一直在劝说你认真考虑一个想法，就是类似“约翰自己被驱动说服相信他的妻子不会背叛他”这样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当你想到肯定是约翰的大脑或者他大脑的某些部分在说服他或者被说服时（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你就会发现我们说的是约翰的大脑被驱动去说服他的大脑相信他的妻子没有背叛他这回事。这足够让我——全部的我——头痛了。我是说，如果劝说的一方和被劝说的一方是同一方，那为什么不简单地相信它和利用它呢？

当试图解释大脑如何工作，而非关注人们如何感受时，关注功能的结果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是这些结果对进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非常普遍地，犯错（仍然撇开我在这里提出的所有论证）导致了糟糕的结果。关于人们被驱动去相信关于他们自己的非事实的情况的论证，有一个特别恼人的障碍需要解决：你必须解释错误的信念如何补偿犯错的代价。

不仅如此，如果你再倒退一点，很容易发现这个论证本身有点奇怪。为什么假定人们愿意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而去相信错误的事情，却不假定人们愿意相信关于他们自己的真实情况并且不会对此感觉很糟呢？没人喜欢我。好嘞！我不需要寄出成吨的节日贺卡！为什么不享受这种状态，别用如下这些复杂的想法折磨自己：每个人都真的喜欢我……耶，就是这样……他们只不过是太忙了才没空打电话给我，所以……所以，耶，我对自己感觉很好……

所以，犯错可以帮助解决适应性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因为这些（错误的）信念会对其他信念产生影响，仅仅为了感觉更好而相信非事实的情况在进化上没有意义，就像狗熊的例子所描述的那样。狗熊的例子太过极端，但对于没有那么极端的例子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犯错越来越多的人，会做出越来越多的糟糕的决策，却会感觉越来越好，这些人总会在进化的比赛中输给那些感觉越来越糟却做出了明智选择的人。

计算机“相信”新的硬盘已经在那儿了吗？它似乎知道新硬盘在那儿，因为已经完成了安装程序，但同时它又似乎在否认它知道新硬盘的存在，因为在最重要的“我的电脑”里没有显示。我们应该担心吗？

对我说谎……

所以佛瑞德究竟怎么了？

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常常会用有关“意识”和“认识”的内容回应这个问题。他们会说他们的意思是大脑的某些无意识部分在对意识部分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么说还行，就和我们清楚地讨论过的内容一样，大脑的某些部分对另一些部分产生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类似于“巴斯”的解释，大脑的不同部分仅仅将特定种类的信息传输给巴斯，常常用来“保护”巴斯的自尊，等等。这很好，只要你把巴斯看作是另一组大脑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把它看作在丹尼特的笛卡尔剧场里看电视的小人就行。

我发现所有由此而来的问题都有点复杂。当人们讨论其他的信息加工设备，比如电脑时，他们不会过分担心这一点。浏览计算机论坛时，你会发现许多像这样的帖子（我将许多帖子融合成了一个）：

我把新增的硬盘连到主机上，安装完成了。但是，现在在我的电脑里却找不到这个硬盘。

回顾一下我们的哲学担忧吧，两个矛盾的信念“能够被‘分离开’，以至于当P出现在脑海中时，它们不会‘相撞’”。注意，在这里，信念“出现在脑海中”，如果有一个巴斯在处理这些“思考”，那么这个概念就很有意义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大脑拥有一系列系统，并且这些系统在同时做许多不同的事情，那么这个担心就又不存在了。从加工信息的角度看，他们全都在“思考”。它们中的一些是有意识的，一些是无意识的，但是没有理由过度担心“想法们”之间可能会互相冲突。他们会在自己的模块里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相撞”的概念只有可能在默认的情况下信念或多或少地集合在一起时才会有意义。有可能情况恰恰相反，就像在有关车辆的讨论中所说的那样：不同系统之间的连接需要构建才能成立。

所以，现在可能清楚了，我对于佛瑞德怎么了的看法是，有一个策略性的错误信念存在于他的公共关系模块中，同时又有一个矛盾的信念存在于指导他的行为的模块中。公共关系系统就像它被设计的那样，负责宣传他会康复的信念，劝说其他系统相信他仍然是一个好的投资对象。这些系统甚至导致他花费50美元预订一趟他不大可能享受到的邮轮旅行——为一场宣传战争付出的小小代价。这不是说如果人们认为佛瑞德死期将至，他们就会完全放弃他，像传说中的爱斯基摩人被留在冰原上那样。但是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人们会希望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能够带来一些回报的人身上，不论以哪种方式。佛瑞德的公关系统就是被设计用来产生一些微小的差异的。

就像人们可能会想到的那样，其他模块是被设计用来尽它们自己最大的能力提炼真相，进而做出明智的选择，并且忽略公共关系系统中的信息的。例如，一些模块可能被很好地设计成听从那些能够给出重要信息的人的建议。在佛瑞德的例子中，就是医生。为了使言行一致，我已经说了公共关系模块是被设计用于从最合理最正面的角度解释行为。这样的系统将有可能说“我不用治疗也会康复”，和接受治疗这件事达成和解，最终产生一个接受治疗的合理理由去治疗，比如为了某个别的人做这件事。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会强迫部分或者所有这些信念都要和谐共处。

基本上，所有围绕在自我欺骗周围的困惑都源自同一个基本的错误：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人们不考虑心智的部分，只谈论这个人有这个信念、那个信念，或者这两个信念，毕竟心智是唯一能够拥有信念的事物。似乎所有人都忘了不论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做了什么，都是他的大脑在真正起作用。一旦你想知道“这个人”如何拥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或者动机，你就已经有麻烦了。

模块化允许心智的新闻秘书被误导，这是另一个能够说明策略性忽视的潜在优势的例子。

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是意识的功能。我想说的是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确定与意识有关的大脑系统的功能，这种方式（恰巧）与我们确定许多与意识无关的大脑系统的功能的方式相同。

所以，就意识系统被设计用于公共关系的程度而言，有许多策略性错误的表征存在在这些系统中，这不足为奇。并且，相对的，“真实的”信息，那种其他系统相信了就会遭到毁灭的信息，就会被放在新闻秘书系统之外。

所以，佛瑞德“相信”他即将死于癌症吗？这个问题就像问“你停止殴打你的妻子了吗？”一样，它假定了一个与事实矛盾的前提，就是讨论佛瑞德（佛瑞德的全部）相信什么是很敏感的。佛瑞德作为一个整体，不相信任何事情，因为大脑不是被这样构建起来的，并且在用这种方式解释佛瑞德的悲伤故事时不会特别令人烦恼。佛瑞德的冲突表征并没有比缪勒-莱耶错觉或者任何别的类似错觉更复杂。只要一个人不是致力于回答这样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即佛瑞德“是否真心诚意地相信”他将死于癌症，那么佛瑞德的行为就不会让人难以理解了。

存在矛盾的信念在直觉上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模块化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视错觉的例子中，常常是一个系统，即视觉系统，被设计成根据特定的逻辑工作，从视觉世界接受信息并建立对于外部世界的表征。另一个相关系统，或者很可能有许多系统，被设计用于从其他系统获得信息。被告知缪勒-莱耶错觉中的两条线段一样长是受到了不同于视觉系统的逻辑的驱动。

从这一观点来看，人们努力提高自尊的原因似乎是他们真的想做点什么事情（与大脑外部的世界有关，而不是与大脑内部的世界有关），特别是那些使他们变得对于他人更有价值的事情。如果成功了，自尊就会提高。最近，对这一观点的改进与模块化的观点产生了共鸣，他们认为有许多刻度表在监测一个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如何，而不是只有一个刻度表。（这一观点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为地提升人们的自尊大概不会特别有用。就好像将油表的指针拨到“满”的位置不会让引擎开动。）

一个普遍的规则（虽然不需要总是正确）是，如果一个表征不是对于事实的最佳估计，那么它就会被更经常地与新闻秘书系统相联系，新闻秘书系统具有劝导功能。出于许多目的，可能有其他系统的功能不是劝导而是保持最接近事实的表征，因为做正确的事是有用的。

所有这些得到的结论是“自我欺骗”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解释。它就那么发生了，由心智的组织方式引起，带着许多分区，在一个分区存在策略性错误的表征，在另一个分区有更加准确的表征。

最后，意识和无意识有什么区别吗？意识，某种程度上，是与社会世界和与“透露”给他人的信息相关的。对于事物的“意识”表征有利于使他人相信，这一点与意识的新闻秘书功能相一致。这可能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策略性的错误”信念似乎是意识可以理解的。

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认为，人们相信错误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想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这是一个有力的直觉，并且心理学家们肯定已经推广这个普遍的想法很久了。但是好的直觉不是好的心理学。作为一个理论，当人们仔细检查它的功能时，就会发现这个有关动机的想法很可疑。进化上，为了感觉良好而犯错有什么好处？作为一个证据，我们已经看到，关于自尊的数据看上去不大好。

既然你不能深入地解释人们对于自尊的追求，那么是时候换一个新的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