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真实信息是我们不需要的。你也许不在意新西兰苹果价格的信息，但是关于你自身健康的信息呢？当然，我们用于信息搜寻的模块会搜集相关信息。

对吧？

不要误解我。说真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追求真理，知道事物的真相是很有用的。对于生物体来说，实用往往就是一切。

真理的用处不仅仅是指导行为，还有利于形成更多的真理。如果你知道了“所有人都会生老病死”，并且你也知道“苏格拉底是人”，那么你会运用逻辑推理得到“苏格拉底会生病”的结论。

杰出的哲学家杰瑞·福多在《意识不是那样工作的》一书中称：“没有什么是处在‘进化的’、‘生物学的’或者‘科学的’的世界观之中，这就表明或者是暗示了认知的真正目的仅仅在于对真理的追求。”哲学家们用更普遍的方式，福多用特定的语言，都指出：大脑的用处在于追求真理。福多所说的人们大脑里的某些模块是为了解决适应性问题这一观点，是我试图要反对的主要内容。他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进化的机制和其他机制存在着互动——这似乎很正确，实则并非如此。第二，关于行动的信念以及行动本身都因为真理而易化：“除非你将已有的知识付诸实践，要不然这些认识世界的知识用处不大。”在本章中，我要证明福多认为通常情况下拥有真理是件好事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同时，我更要证明他真的错了。

另一类不值得你去搜集的信息是那些不会为你的行为带来任何改变的信息。很多的信息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应该把信息搜集的范围缩小到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比如和亲人朋友之间的交往（现在，这类信息通常有140种特质）。还有一些似乎有理由、其实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去掌握的信息。比如《人物》杂志（People）介绍某位年轻女性的身体里堆集了多少脂肪，她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是位演艺事业发展很不错的年轻女演员。如果不读《人物》就不会接触到这类信息。

除了生存以外，我非常赞同繁殖是所有任务的中心。这非常贴切。

TMI

真理会给你很多限制

原则上，有些容易获得的信息并不是有用的，而我们的时间只会花费在收集那些对我们关心的事情有用的信息上。巴里·施瓦兹（BarrySchwartz）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他发现，我们很多人就算知道收集某些信息是在浪费时间，但是仍然会这样做。回想一下你逛超市时，停在一排排香波面前犹豫不决，就像小鹿被车灯怔住了一样。其实这些香波的价格不相上下。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几乎差不多。如果你有上述经历的话，那么你也许明白了巴里·施瓦兹的观点。人们往往想要使自己的购物最优，即使最划算的商品比仅次于它的商品只好一点点。

在寻找配偶方面，皮特·托德（PeterTodd）和他的同事将这一观点用公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确定自己找到了最佳配偶之前，你是不会停止寻找其他配偶的。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你一直都在寻找配偶。这很悲剧。但是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寻找吗？有些不错的数学模型很精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些模型提出了合理的假设：你寻找配偶的时间越长，获得的关于配偶的额外信息就越少。所以在一个时间点之后，寻找配偶的代价大于获得的信息带来的好处。那么，人们是如何停止继续寻找配偶的？这还有待继续考察。就像施瓦兹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当一些人花费大量时间寻找可能得到的最好事物时，另一些人则满足于自己已经得到的“足够好”的东西。下次最好记得，在已经找到一个不错的车位后，就不要继续再在附近寻找更好的车位了。

拥有真理不会让你获益的方式有很多。我的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的同事贾森·达纳（JasonDana）通过一个很精巧的实验装置考察了这个现象。他运用了一个经济学游戏。在游戏中，被试被带到一个实验室，面临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自己获得5美元，别人获得5美元；另一个选择是自己获得6美元，别人获得1美元。所以选择是在5美元/5美元和6美元/1美元之间进行。在参加这个实验的被试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自己获得5美元。虽然比起选择6美元，他们会少获得1美元，但是让对方多获得了4美元。总的来说人们还是很大方的，是吧？

但是用另外一批被试来做另外一个实验却得到相反的结果。和前一个实验一样，在这个实验中，被试在5美元和6美元之间选择，另一个人相对应地获得5美元或者1美元。但不同的是，被试只能选择自己的报酬而不知道对方会因此获得多少美元。所以，被试是在5美元/X美元和6美元/Y美元之间选择，并不知道X和Y代表的是5美元还是1美元。在这种情景中，慷慨的被试不知道自己怎样选择会给对方带来更多的钱（5美元）。

纠结的地方在于：如果被试想知道对方的报酬情况，只需要按一个键就可以了。如果他们按键了，就会被告知是在5美元/5美元和6美元/1美元或者在5美元/1美元和6美元/5美元之间选择，这就变得和第一个游戏一样。站在被试的立场上看，如果选择了6美元（这当然是被试愿意选择的）会减掉对方4美元，但是只要不去按键，就算被试选择6美元也可以很诚实地说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让我们从简单的例子入手。第一，很明显，并没有动机推动人们去尽可能获取他所能够获取的一切真实信息。因此，大脑应该也没有相应的模块用来干这件事情。

人们没有履行职责的话，名誉将受损。如果你能够救一个溺水的儿童，并且自身的风险也不大，人们会认为你有责任去救人。所以接收到某些新信息可能会给你带来此前没有的社会责任。

假设你站在一栋着火的房子前面，因为你富有同情心，所以你为别人的财产损失而感到难过。很好。这时，一个小男孩走过来，指给你看一只困在里面的猫。透过烟雾，仍然可以看见它就在窗边。这时，房子的出口已被火焰堵住了。现在，权衡一下做一个救猫英雄的利弊吧。在小男孩告诉你这些信息之前，对一只猫的生死袖手旁观并不会在名誉上受到任何损害。但是，现在一个小男孩知道了你知道有一只猫需要救援，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救这只猫，但你自身将会有危险；二是不去救它，忍受“让一只猫死掉”的舆论谴责。

小男孩告诉你有只猫被困火海这件事，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你有义务根据你了解到的信息去行动，所以掌握某些信息（特别是当他人也知道你拥有这些信息的时候）会改变你的决定，从而改变你的行为，同时你的这些行为被别人评判着。

在我的实验室，我们探讨了经典的道德两难问题，也被称为“电车问题”（trolleyproblem）。故事是这样的：你站在桥上，看见桥下一辆电车驶过来，这将会导致站在轨道上的5个人死亡。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逃跑，你也离得很远，他们根本听不见你的叫喊和警告。而你旁边有个背着很大背包的人，如果将他推下桥去，他的重量足够截停电车，从而挽救5个人的性命。你会为了挽救那5个人的性命而将这个人推下去吗？

在这个故事的很多改编版本中，人们认为将这个背背包的人推下桥是不对的。在我们的研究中，当我们问到“将这个人推下去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几乎所有人（87%）都认为是错误的。有趣的是，当问到“不将这个人推下去是错误的吗”，大多数人（62%）也认为是错误的。如果你是站在桥上的那个人，不管你是否将旁边的这个人推下去，人们都会认为你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考虑到你可以牺牲1个人而挽救5个人，你将被置于一种不管怎样做都错的为难处境。

被别人知道自己有义务去服从某个规则或法律的时候，这类问题更加突出。人们普遍认为违反法律是要受到惩罚的，这很明确。但是如果一个人依据一项法律去执行他可以避免的任务时，情况就复杂了。这类情况在美国家庭影院电视频道（HBO）的卓越电视剧《火线》（TheWire）里有所体现。假设你是名警察，遇到一个是否执法的问题：你看见有人吸毒，也有人看见你看见了这一幕，如果你不执法的话，看见你的人会知道你没有执法。我会在第九章中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人们很容易将时间花费在琐事上，而不是专注于重要的事情。邦尼·科尔文（BunnyColvin）会在关于酒精的一段论述中生动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我将会引用这段很长的论述，因为这段话和我的基本观点太契合了：

在很久以前，某个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困境。城市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在公共场合（街上或者在街角）喝酒的法律……但是法律仅仅只是法律。西部的警察在巡逻时到底该做什么呢？如果将像以往一样出来喝酒作乐的男人都抓起来，那么警察就没有时间去执行其他的警务……但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就只能忍受这些人的招摇过市和放肆无礼。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事情。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个短暂的时间内，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个老是蹭别人烟的讨厌家伙，从一个减价店走出来，在去某个街角的路上，将刚买来的接骨木酒放进一个纸袋子里。这是市民和警察妥协的好办法。一个皱皱巴巴的小纸袋就能够让那些藏在街角的混混安全地喝酒，让我们的警察有理由从他们身边不闻不问地经过去执行其他的警务。

科尔文将这个基本概念运用于他管辖区域的禁毒法实施中，规定某些区域不能抓捕贩毒者和吸毒者。划分出允许贩卖和吸毒的区域可以降低其他地区的犯罪率，并且能帮助这些地区的吸毒者进行治疗和针管清洁。但是当他的上级发现了这件事之后，就终止了这个计划。尽管科尔文改善了市民和吸毒者的生活质量，但是仍然受到了惩罚。

有时，警察最好不知道犯罪的时间，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他们对某项违法活动的责任，并且在他们依法办事时容易做决定。父母也深知这一点。没做父母之前，我不敢肯定父母会因为不愿意去警察局举报，而对自己未成年孩子的犯罪视而不见。但是做了父母之后，我就有些肯定这一点了。作为一名导师，我希望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玩字谜游戏时隐蔽一些，千万不要公开。每次我放过一个我发现在玩字谜游戏的学生，我都觉得有点违背自己的职责。但是我不可能将一个隐藏得很好的玩字谜的学生叫出来，所以我只是装作我没有看见。

有些信息会带来危险

拥有某些信息会带来有着微妙而广泛影响的社会性问题。我将要讨论的内容是：在感知到责任的情况下个人的社会名誉的问题。很多哲学家，尤其是康德，对此有广泛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只大概地评论一下。

事实上，在达纳的游戏中，大部分被试都会选择拒绝知道对方的报酬情况，并且绝大部分被试会毫无疑问地选择获得6美元而不是选择获得5美元。选择不按那个键，如果直接被问到的话，可以很坦然地说不知道选择6美元会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假如你也参加这个实验，在实验结束后，你看到了对方的报酬，声称自己不知道选择6美元只给对方带来了1美元。那你还不如根本不看这样的结果。

达纳将自己的研究比作后来的道德困境（moraldilemma）。假如你得到消息：有一个危险人物将在周六中午给你所在的城市随机打一个电话，并且给出最后通牒：“如果你不将自己左手的动脉割断，我会杀死你全家人。”如果你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会在中午的时候远离自己家的电话吗？

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生物有机体来说，知道事情的真相是有益的。但是很多案例都表明，收集真实的信息也会对某些进化系统的功能带来消极影响。

达纳的研究会使你想起“青蛙过街”游戏，在游戏中的一个选择会造成很多复杂的影响，这和现实生活很相似。在生活中，人们面临的选择都存在利和弊，利弊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切切实实的奖金，也就是指金钱和健康等等；另一种是社会性的，即别人怎样看待和评价我的选择（或者不选择）。获得某些信息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收益。

有时候获得一些信息必然会导致说谎，谎言所带来的后果直接影响社会收益。从得知你的好友犯了重罪的那一刻开始，你的社会收益就改变了。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前，你可以很坦然地说对罪行一无所知，你不必冒着做伪证的风险去保护朋友。如果知道好友有罪，并且你必须上庭宣誓做证，那么你将会面临艰难的选择。在你脑海中的多余信息使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什么也不必说）变成了一个不管你怎么做都很为难的处境。在法庭上，要么撒谎，要么就得背叛朋友。

绑架也属于这一类情况。一旦受害人看到绑匪的脸，他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因为受害人在被绑匪释放之后有责任帮助警方逮捕绑匪，所以只要看见绑匪的模样，被害人就很难被释放了。只有在受害人不知道绑匪模样的情况下，绑匪才会放了他而不必担心自己会被拘捕。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绑匪是否拿到赎金或者仅仅是改变想法。在缺乏安全保障的境况下，人质不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险，绑匪也不会放了他们。

真理在和谬论做比较的时候很有用。比如脑海里已有一些正确的表征，那么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如果国君阿鲁浑（ZulnunArghun）认为他注定会打败乌兹别克，那么就算“没有将城堡修筑得牢固，没有准备军火和军队，没有派侦查员去侦探敌人的行进状况，更没有操练军队、让军人遵守纪律，作战队形也……”他也带着预言，率领着150人对抗50000乌兹别克人。

但是，认为只要拥有真实信念、或者尽可能多地拥有真理就是一件好事，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一观点的结果是导致错误地认为大脑的模块只是用来理解、识别、储存和推论真理的。哲学家帕特丽夏·丘奇兰德（PatriciaChurchland）这样认为：“神经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为了使有机体存活而确保身体的各个部位在正确的位置上……真理，不管是怎样的真理，都是最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