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模块

乔恩·海特（JonHaidt），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向被试呈现了这样的故事：

当白宫顾问和新闻秘书C·J·克蕾格（www.youxs.org）[由艾莉森·詹尼（AllisonJanney）饰演］谈话时，顾问问了她一系列关于她如何询问总统健康的问题。她有没有询问总统有什么她需要了解的健康问题，或者是应该了解的健康问题？我们发现，克蕾格确实问了总统第一个问题，理由充分。克蕾格非常小心，只问了是不是有什么她需要了解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她的用词是“应该”而不是“需要”，那么总统的多发性硬化症就成了她应该知道但却没必要知道的事情，而这样会把总统置于两难的境地。如果她用了“应该”，而总统没有告诉她，那么总统是在欺骗他的新闻秘书，拔高来说就是欺骗媒体和美国民众。如果总统告诉了秘书，那么他就玩完了，秘书肯定会揭露他有多发性硬化症的事实。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问是否有什么她需要了解的事情的话，她依然可以对总统的状况毫不知情。当有任何人问她关于总统的健康的时候，她都可以诚实地令人信服地说她压根儿不知道总统有任何潜在的严重疾病，而这种疾病可能使得他没有能力去领导这个国家、统率到现在为止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参加剪彩仪式。

在电视剧《白宫风云》（TheWestWing）的第二和第三季中，一个关键的情节线是，马丁·希恩（MartinSheen）扮演的总统向选民隐瞒了自己身患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sclerosis，MS）的事实，当然后来被发现了，并由此生出各种有趣的事情，推动着《白宫风云》剧情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自然选择过程似乎也运用了同样的策略，设计出心智模块让特定信息远离新闻秘书系统，这是因为（正确获取的）无知赋予的战略价值。

当然，认为新闻秘书的工作是与媒体交流信息这种想法，低估了新闻秘书的职责。新闻秘书不只是把白宫的信息传达给第四权（theFourthEstate）（新闻界），他们还要把信息处理一下，设计成对行政有利的方式。例如，他们自由使用委婉语，让不愉快的政策听起来很积极，把一项新税说成“税收强化”，把撤退说成“战略调动”，把拷打说成“强化的审问技术”。

假定我们大脑中有一些模块，负责把各种各样的事情传递并构建给外界，尤其是给其他人，这些模块应该怎样设计呢？如果这些系统像新闻秘书一样，在得到错误信息或者没有信息的时候才能更好地行使功能的话，我们似乎可以期待人大脑的那一部分也能被设计成像威廉·贝利一样，没有信息时才能更好地执行功能。

朱莉和马克是兄妹俩。他们在大学暑假期间一起到法国旅行。一天晚上，他们单独待在沙滩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他们决定尝试做一次爱。他们认为这将会非常有趣，至少对他们彼此都是一次新体验。朱莉一直在吃避孕药，但为了安全起见，马克还是用了避孕套。他们都感到很快乐，但决定以后不再做了。他们把那晚当作一个特别的秘密，这让他们彼此更加亲密。你怎么看这件事？他们是可以的吗？

想想懦夫博弈游戏（thegameofchicken），游戏中你和我都开着汽车以高速向对方驶来，我们的目的是迫使另一个人转弯。你可以采取的一个策略是拔掉你的方向盘并把它扔在车窗外，并且一定要确保我看到这一点。最后一点很重要，否则我并不知道你不能转弯的事实，那这招也就不奏效了。但是我有一个应对的策略，我可以蒙上眼睛。如果我不让自己看到你的策略，那么你的策略也就对我无效了，你又回到了原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但是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

你可以想象，人们都回答：不，这是不可以的。海特接着这个问题，探寻为什么人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一些被试回答说因为与近亲婚配有关，但近亲婚配与该案例无关，因为他们采取了双重避孕措施。实验主试一一解释了为什么被试们给出的原因要么与该案例不相关，要么自相矛盾。最终，被试放弃了去证明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正确，但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海特称之为“道德失声”（moraldumbfounding），我认为这是道德心理学最有趣的发现之一。至少对于一些道德判断来说，尽管人们非常努力，但依然不能给出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正如不能说出选择特定裤袜的理由一样，人们在做潜在重要的道德判断时，也不能说出背后的真正原因。虽然我们不必担心人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选的裤袜，但如果人们从道德上谴责别人的行为、但又给不出有效而清晰的理由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开始稍稍担心一下了。如果人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认为类似手足之间、卖肾以及克隆小鸡这样的事会受到惩罚，那这是存在潜在的危险的。本书最后一章我们再来详细讨论道德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做的、然而自己却不能给出解释的决定太多了。

前言中的穿越费城街道的例子正是一起无知帮了大忙的案例。我会再讲几个例子，因为知道得少是好事多少有点违背直觉。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Schelling）用博弈论的准则，在他的《冲突的战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一书中讲了几个这样的案例。他说：“真正的无知对选手是很有利的，如果对手也识别出他的无知并且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无知可以防止其他人威胁你。例如，如果你工作的商店对外宣称员工不知道保险箱的密码，那么在那里工作是很安全的。

丹·丹尼特（DanDennett）在讨论意识的时候，给出了一个类似观点，他称人脑的公共关系成分为PR（PublicRelations），并认为“PR听从输入的命令去形成言语行为或者语义意图，并执行这些命令”（他强调这一点），“如果把人类类比于一个大的组织，有很多相互联络的部分，公共关系部门是这个大组织的发言人，这个部门是非常有趣和有用的”。

后来在另一本书中与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Humphrey）合作的一章里，丹尼特提出另外一种说法，这说法与我的观点非常相似：

在这点上，自我并不是事物，而是一种解释性的杜撰。没有人身体里面真有一个像心灵一样的机构：我们只是觉得，想象存在这么一个内在的有意识的“我”很有用，尤其在我们试图解释人们的行为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情况里，就是我们自身的意识流）。我们可能说，事实上，自我更像是一系列传记事件和倾向性的“叙事重心的中心”；但是，物理重力的中心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不管是质量、形状还是颜色）。

他们继续写道：“类比成发言人可能并没有偏离事实，人大脑的语言产出系统需要从别处得到指令。”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有一个“你”，即表明“你的”工作是从事公共关系。

没有表征就没有计算

快速回顾：我论证了我的观点，即人脑包括很多功能各异的系统，或者说模块，他们各异的功能是为了解决我们祖先的适应性问题。我已经论证过，其中一些系统把信息传给别的部分，但另外一些则不传递信息。很明显，在某些情况下，信息在大脑中是不流动的，例如在第一章我们谈论过的病人，还有道德失声情况。在道德失声（还有购买裤袜）情形下，人脑的一些部分做出判断，但那些给出判断结果的部分似乎无法得知那些导致这个结果的信息或程序。

有限的信息在人脑的一些模块中流动，即信息封存的说法，揭示了为什么人脑可以有不一致。如果两个不同的系统信息来源不同，并且没有主次之分，那么不一致就可以很容易地存在。在盲视的案例中，视觉系统得知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言语系统却无法得到那些信息。人脑的一部分能“看到”，但另外一些部分不知道这个事实。

在谈论这些想法时，引入一个认知科学的术语“表征”（representation）是很有用的。“表征”这个词，简单说，就是意味着储存在你大脑的信息。在第一章讲到的缪勒–莱耶错觉案例中，在某处或以某种方式，为了感知的经历，视觉系统会有一个两条线段长度不一的表征；而关于这种感受的信息就储存在你大脑中的某处。同样的，如果我告诉你这些线段长度相同，那么在你脑中也会有一个表征。这种表征可能存在于一种命题形式，就像自然语言句子的形式。

这里的两种表征可以称之为不同的表征格式。例如两个手表都可以表征下午两点半，一个可以用0到9的数字表示，另外一个可以用表盘上的指针指示。表征格式很重要也很有趣，我这里省略掉它的大部分内容，只提一下芝农·派利夏恩（ZenonPylyshyn）在这个领域的重要思想。在我眼里，他是整个认知科学的所有领域内最酷的人。

大多数人已经对表征格式很熟悉。如果你想打开一个电脑文档但用错了程序，那么你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程序要打开文档时需要文档有正确的格式，否则程序读不出来。很多不同类型的图片格式，如gif、tif、bmp等，都表明同样的信息可以有不同的信息格式。

关于大脑有特定的环境格式问题有很多反对声，再说一次，我并不想参与争论，因为我的观点并不需要这些。“表征”这个词却是非常有用的，我会依靠它，但我要承认的是为了思想流畅我可能有时会偷懒。例如，我不会说“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视觉系统有两条线段不一样长的表征”，而会说“你的视觉系统认为（相信）线不一样长”。这样的说法比较简单，不必再说大脑中有个子程序，它的功能是让有合适格式的表征来工作；说“认为”“相信”比说“表征”要容易很多。

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表征。像我们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有着很多分工不同的模块，正因为如此，会有很多不一致存在。有些人辩称这些不一致或者失调是有问题的，“认知失调”已经演化成心理学的课程和主流，很多关于“认知失调”的文献建议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致化动机”来协助同化事物。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与之不同，我认为很多情况下，那些不一致个体都能很好地共存。我很怀疑那些有关认知失调的文献。

从这儿到虚伪

大脑包含有各种各样的系统，这些系统中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很多吗？我们应该担心吗？说不出为什么认为不道德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呢？

或许吧。一方面，模块观改变了我们对大脑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看法。模块观使我们不再想象一个掌控一切的巴斯，而是想象很多不同的模块系统，它们或多或少在不同的时间主导掌控。我们所处的情况决定了我们用什么“驱动马达”。正如当有很多强光的时候，怕光模块就会占据主导，驾驶汽车离开。另外一种情况或许不全相同但也没太大差异，那就是当有一个熊出现时，逃避猛兽的模块主导起来，让我们赶紧离开。不同的模块在不同的时间占据不同的地位，这或多或少受到环境的影响。

这很重要，因为适应性反应需要不同种类的战略。正如我们看到的，例如，有时候搜罗信息是好主意，但有时又并非如此。模块受到进化的影响，从而实施针对相关问题的合适的战略。因为模块使用的战略取决于这个模块是针对什么问题而设的，因此当相应问题出现时，该模块积极应对；而在其他情况下，该模块就处于被动状态以等待下一轮问题出现。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你所感受为“你”的模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像是这个组织的代言人。“你”是说大话的政客，或者类似人物，这只是你头脑中所有正在进行的事物中的一小部分。“你”不是总统，不是中央执行系统，不是首相，不是巴斯。

“你”甚至并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认为是错的，“你”只是试图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海特从这个案例和类似的案例中总结出的经验，与我的观点并无本质差别。在他《幸福假设》（TheHappinessHypothesis）一书中，他认为：“想要从心理学角度了解人的大多数重要想法，你需要了解人大脑是怎样划分为不同的部分，而这些不同的部分有时会有冲突。我们假定每个身体内有一个人，但从某些方面来讲，更像是有一个社区，社区内的成员拼凑在一起，为了不同的目的工作着。”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我强烈同意，而不只是“从某些方面”同意）。但他接着又说，“我们的心智以四种方式划分”，这一点我和他有概念上的分歧。海特把人脑按照左和右、新和旧、情感和理性、“控制”和“自动”四种方式划分。我认为这样的划分尺度太粗糙了。

头脑中有一个模块系统是新闻秘书，用来与其他人交流……马基雅维利式阴谋（Machiavellianfashion）。

如果模块观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划分心智应该以模块的工作功能划分，而不是位置或者年龄。

然而，有一个二元的划分我是很赞同的。如果新闻秘书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有理由认为，人脑中的一部分有区别性特征，这些特征在与他人交际的环境下是很有用的。这些模块传递着很多多少有些世俗的事情，我们每天说的或者听到的事情，像“你的钥匙在桌上”、“五号出成绩”，或者“把那个东西从你鼻子里取出来”。

但是，交际对于操纵别人的想法从而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还是有明显作用的，人大脑中的很多模块系统好像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的。事实上，我认为你的感觉像“你”的那部分，或多或少是为了这种公共关系的功能而设计的，这样说是有道理的。认为这些我们所感受到的模块有着像新闻秘书一样的功能（至少部分是），这样的想法是很有用的。这些模块，这些头脑的公共关系系统，貌似能够从人脑其他部分得到特定信息，并与他人交流。

这表明，有时候新闻秘书保持不知情状态是挺好的主意。如果她真的不了解某个事实，她就可以诚实地说她一无所知而不必去撒谎，而撒谎可能被发现；她也就可以避免不慎揭穿事实，那样对谁都不好。

新闻秘书身负职责，她的工作是把政府决策层内部和周边发生的事情告知外界。因为这个特殊的功能，她要对得到的信息特别小心。在后来的剧集中，克蕾格的接班人威廉·贝利（WilliamBailey）[乔舒亚·马利娜（JoshuaMalina）饰演］概括了新闻秘书工作中无知的重要性：“当我知道的信息最少时，我的工作做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