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可不一样。她为啥只忽悠你不忽悠我俩？”

“我好忽悠呗。”

她说：“我不放。”

我用力甩开她，而她却抓住了我的衣服。我撕拉一声扯开自己的扣子，衣服一脱又开始了奔跑。我最后连男厕所都找了，还是没找到孙玉磊。当我稍稍平静下来后回到了教室前，拿过我的衣服穿上，把衣襟在前面打了个结说：“早就看他不顺眼。”

“你放开！”我对她大吼。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暴力的诱惑使我有些飘然。我对她吼道：“没你的事，你放开！”

利民说：“你可拉倒吧！她就会忽悠我给她买汽水。和咱们忽悠李艳丽一样。”

我说：“明儿个普及。”

王鹏说：“明儿个我还要找杨彩虹谈谈。”

“那你被忽悠几回？我看得出来，她真稀罕你。”

王鹏说：“不知道，咋看咋顺眼。”

我说：“利民，焦晓红稀罕你。”

“快别扯淡了你。再说了，她看上我也是白搭，我可不要她。要她危险，全镇的痞子都往那里凑，我打得过来嘛我！”

“李艳丽呢？”

“人倒是挺好的，就是不够个儿。”她说，“对了，你说她有一米五不？”

利民说：“你看上她啥了？”

父亲除了种地，还有一个工作：在农闲的时候带领十几个人去给人或猪、鸡盖房子——他是农村建筑队掌桌的（相当于掌柜的）。一个小工程下来也能赚个千八百的。

他每天穿着他的胶皮鞋去干泥瓦匠，每天都是一身干干净净出去，带回一身泥点子。我去过一次我爸他们干活的地方，看见了我爸左手拿大铲，右手抓着砖挥舞 的情景，我认为我爸把一块块砖码成墙的样子很威武，尤其是他用刨锛砍断砖时的样子。我当时想：我长大也要做一个泥瓦匠，一个著名的泥瓦匠。他每天清晨还会 用那胶皮鞋裹着自己的脚去村南的辘轳井里去挑水，我小的时候每次都是跟着去的。每次都想看看那井里的水桶是怎么把那水给弄出来的，但每次都被我平时宽容的父亲大 声制止。回来的路上我会低着头看从漏眼儿的水桶里滋出的水线在地上画着规则的S。那时候我母亲干的最多的就是洗衣服，还总是哼着革命歌曲。

我母亲那时候总 是蒙一个嫩绿的头巾，很少见她摘下过，只有一次我奔跑时摔肿了脸，我母亲听见我的哭声，我看见了她用右手挥舞着那头巾惊恐的瞪着眼朝我跑来的情景。这个习惯一直没变，头巾总是围在她的头上。

第二天早上，我爷拄着他的拐棍走出屋子。那拐棍是我爸上山专门为他砍来的荆棵子做的，还为他父亲用砂纸磨了三个小时。于是，这拐棍成了我爷出门和老人们唠嗑时乐此不疲炫耀的 工具。我爷在门口双手拄着他儿子给他做的拐棍吐了一口青痰，刚刚还追着蚂蚱跑的几只鸡听到吐痰的声音都跑了过来，都撅着挂屎的屁股围着那口痰啄了起来。我 爷用拐棍捅了一只鸡一下，那鸡也只是叫着飞离了一下，马上又回来挤进那一下就缩没了的鸡屁股之间。我爷骂它是记吃不记打。正在耍弄着一只胶皮鞋的小黑狗听 见了这骂声，叼着鞋仰起头，好像毫无知觉的张开嘴，胶皮鞋落在它前爪前。它歪着脑袋不眨眼的看了一会正在挣着啄痰的鸡，突然就扑了过去，鸡群受到惊吓飞散 了。小黑狗用鼻子闻了闻那令鸡万分感兴趣的污秽，走开了。有只鸡似乎有意再回来啄食那连狗都不喜欢的东西，但小黑狗又一次将它趋走，并一直把它赶上了墙。

我父亲每天早上都会穿着一只鞋蹦着到院子里找他的另一只鞋。无论他穿哪双鞋，小黑狗都会准确的知道，也许它只喜欢胶皮鞋，恰巧我父亲也只穿胶皮鞋吧。

王鹏说：“差不多。”

“太低了，和我闺女差不多。”利民说，“柳芽儿个子挺高，就是太瘦。”

于是我们追了过去，一直追到校园里。我们先是去了他的宿舍，发现宿舍没有。接着开始在各教室寻找，还是没找到。亢奋的情绪让我们都面红耳赤。李艳丽和杨彩虹跑着叫来了谭小雨。谭小雨在教室前拉着我说：“文子，你们疯了？”

我不得不用我妈经常说的话来教育他：“人哪里有十全十美的。差不多就得吧。我看焦晓红那闺女挺好。”

“我看也不错。”王鹏附议。接着强调道：“我说真的呢。”

“别吃饱撑的拿我寻开心。操您俩大爷的！”

王鹏红着眼说：“回家，明儿个再找他算账。”

我们三个没有看她们一眼，便大咧咧走出了学校。我从树林里取出我的自行车，跨上托货架后，蹬着走了。王鹏也像我这样骑着，我们撒开手把，张开双臂又吼起了那首《水手》。利民的自行车没有托货架，他只能坐在鞍座上。不过他的自行车是最值得欣赏的，铃铛、挡泥瓦、链盒子、就连手闸我拆掉了。看起来就像个秃尾巴鹌鹑。唯一的好处就是车子不容易坏，也不用托着自行车坏了的同学。利民说：“文子，你说五讲四美三热爱怎么就普及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