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www.tcknh.com 侠客小说网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张守常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一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节。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七章。

钟康模同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铮同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赵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福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福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998年4月日于北京第一章文献资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量外文资料。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第一节政府官书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这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实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94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87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30卷，《清文宗圣训》00卷，《清穆宗圣训》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00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0多年共390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辑，第39—40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20卷，嘉庆朝50卷，道光朝0卷，咸丰朝00卷，同治朝00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计前五朝共00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84年5月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2。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9卷，有光绪八年（88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卷，于宣统元年（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958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王先谦《东华录序》。

2《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甚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这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这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9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9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同年2月3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月7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皆同治十一年（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皆光绪二十二年（89）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清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尚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奏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前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首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00卷，收道光十六年（83）至同治十三年（874），前后39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件、770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85）、同治六年（87）、光绪六年（880），929—930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94年和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这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900—9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王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905—908）和宣统一朝三年（909—9）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8卷，又卷首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卷，又卷首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2卷，《条约一览表》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衙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www.youxs.org。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卷，陈弢辑，光绪元年（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0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选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www.youxs.org。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90）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895—90）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90）上海书局石印本。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这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册，光绪二十七年（90）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册，奕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www.youxs.org。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卷，收录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4卷，收录折片34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卷，收录折片92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件，为《林文忠公政书》50件的39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3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www.youxs.org，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常奏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www.youxs.org，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www.youxs.org，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www.youxs.org、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www.youxs.org，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www.youxs.org，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超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实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发，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常整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84）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编，陆续编刊于同治八年（89）、光绪元年（875）、九年（883）、十六年（890），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83—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发刊《官报》，直隶发刊《北洋官报》（902年），两江发刊《南洋官报》（903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发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929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册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这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卷，奏疏5卷外，书牍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卷，而公务书札33卷、批牍卷，其杂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说帖各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件。该社又访得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册，计7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卷之外，朋僚函稿20卷、译署函稿20卷、海军函稿4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卷，又电稿40卷。这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2，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刘集又有959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卷（略去文集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7卷、电信3卷、公牍2卷。张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98—920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卷，电牍（兼收来电）80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下，第20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87—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浚师著《岭西公牍汇存》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89—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2卷，光绪三十一年（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873—88）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95年第4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册，齐鲁书社98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90年3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册，920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晚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元年（9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这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982年版）收录孙中山9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这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卷，前8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件。这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这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9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9）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醉笑红尘燃文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93—9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9—9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9—97），自民国元年（9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卷，内收93—98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这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通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874—907）》，分为9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封，电稿449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件。赫德，英国人，从83年到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874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年。这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典章制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书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乾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88）才开始第五次重修。这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89）。光绪二十五年（899）书成，计《光绪会典》00卷，《会典事例》220卷，《会典图》270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新增的有咸丰十一年（38）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首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902）石印本，三十四年（90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事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89）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发递本报、勾到、收发红本、收存揭帖、颁发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89）；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卷，从《嘉庆会典图》之57图增至333图；冠服图20卷，从2图增至285图；礼图30卷，从227图增至28图；舆卫图4卷，从82图增至24图；乐图（包括谱表）2卷，从84图增至38图；武备图卷，从248图增至3图；舆地图32卷，33图，完全是新增的。这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这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这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785）陆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00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78—904）间事，宣统二年（90）完稿。第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905—9）事。共400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前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门加新增4门，共30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00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首，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外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首。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90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种，共42卷。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984年出版。作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9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私家著作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作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这次起义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上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另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894年兴中会成立起，至925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8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89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899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900年，计50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3篇，另有“前录”2篇，904年于日本出版。94年更名《检论》，2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903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97—99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www.youxs.org，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希龄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这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诗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常熟）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刘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迹选》、《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这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8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这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92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887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保廉《辛卯（89年）侍行记》，随其父陶模自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这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893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0册，收3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鸦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8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这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840—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809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95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980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855）起，至光绪十七年（89）止（缺三段约39个月）。翁同龢日记，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858），至光绪三十年（904）逝世止，前后4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个月）。另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883—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938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830—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这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852—85）和《能静居日记》（858—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83—889）；《赵缦堂日记补》（854—82）；《郇（荀）学斋日记》（889—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89—9）；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870—9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893—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904年0月30日，迄907年4月9日（缺905年9月22日至2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920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这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甦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多篇，编为册，9至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作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亲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0燕亭杂记》2卷，陈燮龙著。作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98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卷，又《四笔》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圣盦摭忆》，黄浚著。他在南京时，以《摭忆》为总题撰写遗闻轶事，连载于《中央周报》，943年集印成书，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又影印出版。书中所记以晚清史事居多，间亦述及更早的和民国初年的人和事。作者生活的时代较晚，书中所记大多是他不能亲历的；但他多引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所以所记的价值并不低。

近代笔记完全来自亲身经历的或完全不是亲身经历的并不多，大多数是既有亲身经历的，也有间接的；其价值高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来自亲身经历。

以下大体按内容先后举出比较著名的笔记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黄钧宰《金壶七墨》，薛福成《庸庵笔记》，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王之春《椒生随笔》，史念祖《弢园随笔》，龚淦《耕余琐闻》，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刘体仁《异辞录》，文廷式《闻尘偶记》，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胡思敬《国闻备乘》，魏元旷《坚冰志》、《光宣佥载》，金梁《四朝佚事》，继昌《行素斋杂记》，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朱彭寿《旧典备证》、《安乐康平室随笔》，夏仁虎（枝巢子）《旧京琐记》，汪东（旭初）《寄庵随笔》，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等。

搜集多种野史笔记，将其中之遗闻轶事逐条抄出，分类排列，是为笔记汇编。其优点是材料集中而又分类，便于查阅；缺点是不注出处，无从考核其来源和可靠性，这样的笔记汇编，有以下三种。

《清稗类钞》48册，徐珂编，商务印书馆98年出版。徐珂自清末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编辑，他搜集大量野史笔记，包括辛亥革命后报刊上有关清朝的遗闻轶事，雇人分条抄出，再由他润饰文字，分类编辑万余条，92类，例如时令、地理、园林、外交、度支、考试、战事、宗教、会党、戏剧等类。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重排出版。

《梵天庐丛录》37卷，柴萼编，925年石印本。此书辑录明清朝野遗闻，而以近代者为多。共898条，分83目。各条皆不注出处，也有少数是他自己的见闻。

《清朝野史大观》2卷，93年中华书局出版，98年上海书店据其旧版复印。分编为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共五类。书前列有引用书目49种，但每条并不注明出自何书，仍不便于考核。此书内容和《清稗类钞》重复者不少。

第五节人物史料人物史料，主要是人物传，其次还有人名录（表）。

人物传人物传就体裁来分，有传记、碑铭、行状、年谱和弟子记，以及遗事、轶闻等。

年谱，是一种编年体的人物传。有自撰的，有后人撰的。自撰的，自己记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见闻，史料价值高些。例如张集馨（800—878）的《道咸宦海见闻录》（98年中华书局出版。又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段光清（798—878）的《镜湖自撰年谱》（90年中华书局出版），对所见之官场黑暗、社会矛盾，记之甚详。但也并不是所有自己写的年谱，其史料价值就一定高。如潘世恩（79—854），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以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前后服官0年，且久处机要，其政治经历可谓极丰富，而其《潘文恭自订年谱》，仅历述升迁，详记恩赏，大事如鸦片战争，竟无一语及之。

年谱于身后由别人撰写的比自撰的多。有由其后人编写的，如《湘绮府君年谱》，是由谱主王闿运的儿子代功编写的。有由其门生故吏编写的，如《曾文正公年谱》，编者黎庶昌是曾国藩门下有名的四弟子之一。而如《左文襄公年谱》，则是由左宗棠的后人请友人罗正钧编纂的，并为之提供家藏的左宗棠留下的全部材料。这样的年谱，编者和谱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这样的年谱大都有纪念性质，编写者郑重将事，所以质量较高。

还有于其人死后多年为之编纂年谱的，这多系后世学者研究性的著作。

如吴大澂（835—902）的《吴愙斋自订年谱》（曾连载于《青鹤》杂志第—2卷），记至光绪二十一年（895），叙述较简；又四十年代有顾廷龙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问世（935年哈佛燕京社出版），广泛搜集材料，内容远比前者丰富清楚。林则徐逝世80年后，魏应骐编《林文忠公年谱》（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就有关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该书有一定价值，但限于史料，尚有考订不准处。又过了40多年，来新夏著《林则徐年谱》（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材料丰富，考核精详。

名公巨卿的门生弟子为之撰述生平行事，间有称“弟子记”者。阮元（74—849）晚年退居扬州雷塘，其门生张鉴等及阮元的几个儿子撰《雷塘庵主弟子记》，按年代顺序记述阮元一生仕历、著述及家事甚详。此记又名《阮芸台相国年谱》，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年谱。求阙斋是曾国藩的斋名，其门下王定安撰《求阙斋弟子记》，也是按时间顺序纪事的年谱。到了袁世凯，其门客沈祖宪、吴闿生也为之撰《容庵弟子记》，记事至宣统三年（9），出版于袁世凯做大总统势焰正盛的民国二年（93）。还有一种《抱冰堂弟子记》，分条记述张之洞的政绩，实际是张之洞写的自我吹捧之作，托名弟子记。

关于查找年谱的工具书，最新的有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983年出版），详载年谱版本著录情况、谱主简历和对该年谱的评述。

重要人物传记，主要有《清史列传》，私家撰述的主要有几家《碑传集》，还有属于正史型的《清史稿·列传》。

《清史列传》80卷，不署编纂人，928年中华书局出版。98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王钟翰以此为底本的点校本。王钟翰在《点校序言》中认为，该书的稿本来源有三出于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2）小部分抄自《满汉名臣传》；（3）大部分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全书人物约3000，近代者几占一半，有较高史料价值。

嘉道间钱仪吉辑《碑传集》，收清初至嘉庆朝私家撰述的碑版状记之文。继之者有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等，近代散在各处的私家撰写的碑铭传记之文，主要收在这三种书里。

钱仪吉辑《碑传集》0卷，又卷首、卷末各2卷。有光绪十九年（893）刻本。内容共有2000余人，分类编次。

缪荃孙以《碑传集》止于嘉庆朝，乃继续搜集编成《续碑传集》8卷，卷首卷，光绪末江楚编译书局刻本。共收录099人的传，几乎全都是近代的，但未及收录死于光绪末和宣统朝的，间有重见者（如何秋涛）。援《碑传集》体例，也分类编次。

钱氏《碑传集》中，有一小部分“有删节而无点窜”。缪氏沿其例，“亦或删节，而无改易”。但既删节文字，事实也就难保尽如原意。又经过抄写、刻印，总不免又多一些讹误。所以使用《续碑传集》，应再找该碑传的出处原文。

闵尔昌搜集缪荃孙未及见之碑传，编成《碑传集补》，以补《续碑传集》为主，《碑传集》所未收者间亦补之。932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共0卷，又卷首、卷末各卷。共收834人的传（间有重见者，如戴熙），分类编目。《碑传集补》所收人数虽不如《碑传集》和《续碑传集》多，但对两集特别是续集作了重要的补充。例如张之万、李鸿藻、王文韶、翁同龢、孙家鼐、荣禄、鹿传霖、张之洞、陆润庠、瞿鸿等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龚自珍、魏源为近代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续碑传集》均缺，《碑传集补》给补上了。

汪兆镛编的《碑传集三编》意在续《碑传集》和《续碑传集》。他在《自叙》中说“近有补编别出，采及时流，以媚浊世，此则非愚瞀所敢知矣。”所谓“时流”者，主要是指《碑传集补》中革命党人诸传，他是不承认补编且要取而代之，才辑录此三编的。《碑传集三编》50卷，卷首卷。汪兆镛生前仅编成清钞稿本，978年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出版。此书共收450人的传，也是分类编目。所收集不如前几种丰富。但毕竟又多搜集到了一些人物传，其中也不乏重要的和有用的人物传，如丁日昌、邓世昌、盛宣怀、陈宝琛，如《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左文襄公年谱》的作者罗正钧、《镜湖自撰年谱》的作者段光清，以及监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的陈兰彬等。

以上几种碑传集中，还有一些从方志中钞来的传，也算是公家立传，但为数不多，主要的，绝大多数是私家撰述的碑传事状。它们都是为使传主留芳后世而作，充满了尊敬的称呼和颂扬的词藻，不免虚夸，若传主有不光彩《碑传集》卷首，校刊者诸可宝写在《沈吉士书》后边的案语。

缪荃孙《续碑传集序》，按此序写于宣统二年。

的事，或曲为掩饰，或根本不讲。而其褒贬标准，除少数几篇清末党人传之外，几乎全部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来立言的。不过，这些私家撰述的碑传毕竟记载了大量的近代人物事迹，是清国史馆传所不能代替的又一类近代人物史料群。

《清史稿》53卷，是记载有清一代历史的大型断代纪传体史书。自94年设清史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馆长），延聘清朝遗臣及旧文人00多人先后参加编写，920年写出初稿，至92年始着手修订定稿，而“以馆长病故，北伐日亟”，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修订工作尚未完成，即于927—928年仓促印出。出版后曾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因它站在清朝立场上反对和污蔑革命党。有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撰述不合史法，内容未经考核，等等。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有清一代史事成此一部大书，没有别的书可以取代它。六十年代台湾出版补充修改本，删去“稿”字，径名“清史”，但仍不能取代原书。98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出版《清史稿》的影印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华书局组织史学专家整理“二十四史”，同时也按同一规格整理《清史稿》，并且采用“二十四史”同一版式于977年出版，这就是中华新版标点本，这是此书问世50年来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列传》部分（不包括土司、藩部、属国等传）中之人物约一半属于近代，有500多人。这些人物传，特别是重要人物如高级官员的传，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清国史馆传稿，也参考私家撰写的碑传事状。但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的根据来说，它不是第一手史料。近代距今不远，比这些列传更原始的记载尚不难寻见。

其他传集，有朱孔彰撰的《中兴将帅别传》30卷，收曾国藩等0余人，光绪二十三年（897）辽宁刻本；又续编卷，收李鸿章等后死者0余人，光绪三十二年（90）江宁刻本。此书内容主要是湘淮军将领的传，又有僧格林沁以及华尔、戈登、勒伯勒东等洋将的传。出版以后，一时风行。上海书商改名翻印，有名《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者，有名《中兴名臣事略》者，后者又与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合为一书名为《续先正事略》。

所有上述人物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作者很少反映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事物。例如冯桂芬传中不谈他的《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根本无传，他如唐廷枢、朱其昂虽也已官至道员，亦均无传。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人物传集，如徐世昌编的《大清畿辅先哲传》，马其昶撰的《桐城耆旧传》，杨昌濬等撰的《甘肃忠义录》，王国均等纂的《沧城殉难录》等，为数不少。而地方性的人物群传，更大量地存在于各省府厅州县的地方志中。

人名录人名录不同于人物传，它不像人物传那样记述传主生平事迹，而只记录人物的姓名、籍贯，或再加上其人的简历，至多包括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人物传一般单独成篇，人名录则必须是某方面、某范围的人物群，能向人们提供该方面、该范围的人事信息。

人名录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职官录，一是科名录。前者是政府官员的人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957年版，第75页。

名录，后者是科举中式的人名录。近代学堂兴起，又有毕业同学录。

职官录职官录有全国范围的，有地方范围的，也有只是某某衙署的。其中，以全国范围的职官录为最重要。

清代全国职官录的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这是吏部官刻本的名称。

坊刻本或名《大清缙绅全书》，清末还有题名《大清日新职官录》、《大清最新百官录》等。这类开列全国官员名单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具体的职官志，能使我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各衙署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各省的行政区划及其隶属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国，“爵秩”、“缙绅”之类的称呼已不合时宜，于是继之而出的名为《职员录》，由中央政府的印铸局负责编印。书内开列除大总统和副总统以外的自中央的国务总理到各省县知事的全国文武官员名单。开始由于编制未全，常有空缺。后来由于政局动荡，北洋政府不能控制的省份，也常常空缺。到北洋政府后期，因经费拮据，已不能按时出版了。以上是全国官员人名录，尚有各省官员的人名录，当时大都名之为“同官录”。但也不是作为一种制度按期编印，而是或有或无。就现在各图书馆收藏来看，尚不能说各省皆有，更不能说每年皆有。

衙署题名录，一般是记载本衙署自清初到编纂当时的官员名单，按到任先后排列，注明字号、籍贯、出身及简历，兼有注明后官至某官者。

这类衙署官员的题名录，也不是定制以内的事。有的记载本衙署全体官员，有的只记载该衙署的某一类或某一小单位的官员。例如《枢垣题名》是军机处全体官员题名，而《国朝御史题名录》（又叫《谏院题名》）则只载历年补授的御史名单，不载都察院正副都御史，也不载六科给事中，即不载“谏院”（都察院）的所有官员。

辛亥革命以后，直至现在，陆续有后人编的清代或晚清某些衙署重要官员的年表。

首先是《清史稿》中的重要官员年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聘年表（上编为中国遣驻使，下编为外国遣驻使）。932年出版《清代征献类编》，严懋功纂，其中有年表四种宰辅年表2卷、八卿年表、总督年表3卷、巡抚年表4卷。

建国后出版的有钱实甫编的《清代重要职官年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章伯锋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最后钱实甫编的《清代职官年表》四册于980年出版，可谓有清一代重要官员人名录的总汇了。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于985年出版，备载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臣和外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兼载中外领事，可为《清史稿·交聘年表》和《清代职官年表·出使各国大臣年表》之补充。

建国后新编出版的还有刘寿林的《辛亥革命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92—928）的职官年表，包括中央和各省中级以上各衙署官员的人名录。

所有以上建国后编印的诸职官年表，后面都附有“人名录”，注明各该官员的简历，还附有“字号索引”。

科名录通过科举制度的各级考试取得功名的人，如秀才、举人、进士等等的人名录，总称之为科名录。

同科考中的人彼此称“同年”，把他们编在一起的科名录，一般称之为《同年录》。最低一级的院试考中的新秀才，地位尚不高，编刻同年录者尚不多。新科举人通常都有《乡试同年录》，内载名号、籍贯、生辰、简历、三代及家世情况。最高一级的考试是各省举人齐集京师参加的会试，包括殿试和朝考。会试发榜后，中式者称贡士，官方照例刻印本科《会试录》。新贡士接着应殿试，成进士，官方及书坊随即刻印本科《登科录》。再经朝考，然后授职，照授职情况编印《同年官职录》。还有一种《会试同年齿录》，按年齿（龄）大小排列。

还有地方性的历届科名录全编，单独成书者不多，但大量存在于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中。

明清两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现仍存于北京国子监。近由朱保炯、谢沛霖编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备载明清两代20科取中的524名进士名单。道光朝以后的共39科，进士9980人。每科一碑，分科列名，下只注籍贯，在各种科名录中这是内容较简略的，但也为我们查找人物材料提供了线索。

民国年间，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904）甲辰科榜眼朱汝珍辑的《词林辑略》出版，有清一代历科翰林全收在这里。所记除姓名、字号、籍贯外，并记始终官阶、封爵、谥号以及著作，较以前诸书为详。

清末学堂渐兴，学生毕业时有编印《同学录》。

近代人名录，包括职官录和科名录，在传世的近代人物史料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除有很多单独成书的以外，还大量存在于近代地方志的职官志和选举志中。它们虽然不像人物传那样为我们提供比较完整的记载，但却可以提供人物生平线索。近代人物之留有传记的和在各种人名录中之留有姓名及简单记载的相比，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占有数量优势，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足资利用的人物史料群。

第六节经世文选编《经世文编》和《补编》清代至乾嘉之际，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于是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想也日益兴起。乾隆年间陆燿辑成《切问斋文钞》，选辑清人经世致用的文章于一编，为清后期经世文选编之先驱。但还未太引起人们的重视。道光初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有志于此，延请魏源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这是清代以《经世文编》命名的第一部书，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皇朝经世文编》20卷，魏源辑，于道光六年（82）成书，选录自清初以来的经世文章293篇，作者450余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只视其文章内容，“凡俾世用者”皆选入文编。分为8纲5目，卷前有总目，还有所收文章的作者及其论著的简单介绍，供读者了解作者简历及查找文章出处。道光七年（827）刊出后，深受世人重视，影响很大，陆续有多种版本重刻重印。此书是在鸦片战争前编成的，但所论列的问题大都到近代也还存在，或更有了发展，为治近代史者不可不读。

道光末，有张鹏飞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补》，又名《补皇朝经世文》。

他推崇魏源编的《经世文编》，但认为其选文有“详东南，略西北”的缺点，于是增补重刻，增补计35篇，多为西北人士之文。此书成于道光二十九年（849），已在鸦片战争之后，但并无涉及鸦片战争的文章。该书仅有张鹏飞的束鹿堂咸丰元年（85）刻本，流传不广。

洋务运动时期的《经世文续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动荡，清政府展开了洋务运动。在此时期，主要有饶氏、葛氏、盛氏三家《皇朝经世文续编》。其中颇多有关洋务的文章。这是接踵《皇朝经世文编》而来的《续编》，但却有了不同于《皇朝经世文编》和《补编》的时代特点。

饶玉成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20卷，有光绪八年（882）刻本。

共59篇，其中有33篇抄自《皇朝经世文编补》。补录了一部分道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选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50多年间的经世文章。有关洋务的文章不少。一如魏编体例，分8纲3目。此书对所选文章有妄加删略之处，且校印不精，为时人所讥。

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20卷。此书于光绪十四年（888）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以后又有数种翻印本。主要收录鸦片战争以后到光绪初年的文章，也补选了少数近代以前的文章，共30篇，其中有和饶玉成《续编》重复的24篇。其编例沿袭魏编，大体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社会大变动的情况，在三种《皇朝经世文续编》中，以这一种的影响最广。但因成书当嫌仓促，选文间有删节不当或校勘不精之处。

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20卷。其子盛宣怀也参与编辑工作。

所收道光至光绪近80年（820—897）间文章，其编例仍沿袭魏编，共8纲7目（有关对外交涉的文字，拟辑为外编别立纲目，故未编入），989篇。作者达538人，编列作者生平简介及文集名，以便追索原出处。奏议皆注明日期。有光绪二十三年（897）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木刻印刷的数量受限制，又成书较晚，所以流传之广不如葛编。但因内容丰富，校刻精审，再加编者之声名显赫，故仍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出书时已至戊戌变法前夕，但不收维新派的文章。

甲午战后至戊戌时期的经世文选编甲午战争失败，人们产生了急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维新变法运动也迅速进入。在这一时期出现下述一些经世文选编，有的仍承袭上一时期的洋务内容，有的则选收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变法的文章。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锺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本卷是近代前编，论述自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9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书铎同志主编。林增平同志923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992年逝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章开沅同志92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948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校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929年生于福建泉州，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