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4，可说极为残酷，仇家于行刑之日，以一钱易一脔，得则生食之。5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半年以后，吴世忠提出另一项建议“东胜、兴州等卫所屯田，多占种盗卖者，田租拖欠终年，积弊已久，若一一置之于法，人情未免不堪。除官豪占种及知情典买不首者依律究问外，其余情不得已者量为处分，田仍给主，价亦免追。若本主无力，另给附近军民屯种。如买主不系官豪，情愿纳粮者听。惟在租税不失原数耳。”2提出这一更为灵活、变通的规定，显然是考虑到韩福在辽东“所行过刻”，以致激起兵变的教训。

以“溢额为功”，是对清丈的最常见的批评。刘瑾清丈亦遭此议，如说周东清丈宁夏屯田，“希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此外，还有人批评刘瑾以清丈为名敛银收贿。也是这个周东，“亩敛银为瑾贿”。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刘瑾清丈的性质。刘瑾清丈，特别是清丈屯田，是朝廷和官豪人家争夺土地的斗争，以官豪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刘瑾清丈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可以说，它是张居正度田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清丈活动，意义重大。以宦官而主持这一重大举动，尤为难得。www.tcknh.com 侠客小说网

在作出限田规定的同时，还针对勋戚庄田采取了措施。兵部左侍郎胡汝砺奏报，对“查出地土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定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依顷亩粮数以立案册”。

大臣于午门外会审，刘瑾尚有余威，刑部尚书畏惧，噤不能出一语。其他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刘瑾声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3驸马蔡震说“震国戚，何赖于汝！”命官校上前批刘瑾颊，边批边问他为什么私藏甲胄，刘瑾回答“以卫上。”蔡震又问，为什么藏之私宅，刘瑾语塞。

2《明武宗实录》卷六一，正德五年三月丁丑。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

只是把他降为奉御，谪居凤阳。对瑾也安然处之，说“犹不失富太监也。”2直到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确信刘瑾确有反状，才下决心处死刘瑾。

4张子麟《端俨公年谱》，见《借月山房汇钞》第六集。

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五《中官考六》。

第二十章王守仁王守仁（472—529），字伯安，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以曾隐居讲学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

2《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王守仁既谪，刘瑾仍不罢休，“使人伺之途，将置之死”。正德二年（507）夏，王守仁赴谪行至钱塘江，度不免死于途，于是急中生智，乘夜佯为投江，浮冠履水上，遗诗曰“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浙江官府皆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隐姓名，逃入福建武夷山。他虑罪及其父，乃出武夷，入江西，经湖南，赴贵州。刘瑾果然移恨于其父，免去王华南京吏部尚书，勒令致仕还乡。2正德三年春，王守仁至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部万山丛中，为少数民族杂居的荒僻之地，人烟稀少，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条件十分艰苦。他到驿之初，无屋栖身，就穴而居。他原为官正六品，贬为驿丞，没有品级，地位低下，任务只是“典邮传递送之事”3。这种艰苦环境和地位，如他后来自己说“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横逆之加，无月无有”，吃尽了苦头。当年他才三十七岁，正年富力强，而郁郁不得志。置身穷荒之地，又无书可读，不免深感惆怅，精神空虚，只有寻找寄托，以安慰自己，才能解脱内心的痛苦。因此，他谪居龙场两年2，除了应付差事和做些因俗化导、开办书院、教人读书的事情之外，主要精力是修心忍性，体验“圣人之道”。为得此“道”，他日夜端居静坐，超脱于“得失荣辱”之外。据说，忽然在一天夜里，体验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

“道”，就在自己的心中完满自足地存在着，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寻找，以往“格”竹求“理”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体验是否完全正确，他还以所记忆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乞有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王阳明全集》卷九。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3《明史》卷七五《职官·驿》。

分别见《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寄希渊》。

2王守仁自云“谪贵州三年”，其实，他自来龙场，到赴江西庐陵任知县，前后仅两年。典之言证之，结果“莫不吻合”3。于是“日坐石穴中，默记旧牍，辄为训释”，写了一部书，名曰《五经亿说》4。朱熹主张理和气不能相分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在先，气在后”。王守仁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外无物。“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5这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主要区别。王守仁所说的“理在心中”，是从与泉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那里继承过来的。陆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心”和“理”都是永远不变的。

在龙场驿丞任上，王守仁在应聘任贵阳书院主讲时，还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有人把知与行看成是两回事，是由于“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他不仅认为知是行的悠悠，又是行的归宿，而且对行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把行归结于知，最后强调的是知。知与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若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差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知与行两者互相割裂、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意义，这对于哲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王阳明在反对朱熹“理在心外”的过程中，滑向了陆九渊“理在心中”一边，从客观唯心论转向了主观唯心论。3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条。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4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浙江古籍出版社98年版。5《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

第三节镇压农民起义明朝在宣德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至正德年间，明代政治危机频频发生，北部边防形势紧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正德五年（50）初，刘瑾与张永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白热化，结果刘瑾失宠被诛。刘瑾死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步步上升。先是离开贵州龙场，内调江西，三月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县仅七个月，便于十一月入京朝觐。十二月，迁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为吏部尚书杨一清所赏识，调入北京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二月为会试同考试官。十月，升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七年三月，晋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赴南直隶滁州督马政。九年四月，改南京鸿胪寺少卿。十一年（5）九月，因闽、赣等省农民起义势不可当，兵部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成了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高官。

就在王守仁谪居贵州时，农民起义已此伏彼起。龙场驿附近也发生过少数民族起义。正德三年以后，先后爆发了江西王浩八起义，四川蓝廷瑞起义，河北刘六、刘七兄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为时不久，在赣、闽、湘、粤交界的深山险谷地区，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十一年（5），江西谢志珊称“南征王”，聚众起义，占领横水、左溪、桶冈等地。与谢军相呼应的，有池仲溶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浰头三寨；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江西大庾陈曰能起义等。

王守仁这次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的任务，就是镇压以上各地的农民起义。

接到任命之后，方“抱病请告”在家的王守仁，为报效朝廷之恩，不顾一切急忙上道，日夜水陆兼程，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赶到江西赣南，开府上任。他认为过去之所以镇压不力，“机宜屡失”，不断失败，主要是由于从外省调动军队，不能经久驻扎弹压。因此，他一到任即改变做法，采取挑选赣、闽、湘、粤四省精兵和召募乡兵相结合的办法，选“能将”督练，整肃军纪，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是月底，他首先集中力量进攻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军。初战长富村，虽获小胜，但至象湖山一战，便损兵折将，明军指挥覃桓等战死。为扭转败局，王守仁使用计谋，率兵退屯上杭，以退为进，密令各地哨所佯言收兵，“俟秋后再举”，以此麻痹农民起义军。二月中，乘夜间漆黑一片，突然命将分三路对象湖山发动进攻，詹师富等七千余人被俘。四月回师上杭。这时，王守仁进一步提出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处山岭相连，而地分各省，事无统属，彼此推托，只设巡抚一员，“责任不专”，“军伍无制”，以致“盗贼”“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为加强军权，请求朝廷给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兵部尚书王琼再次“使从其请”2。

五月，王守仁未得正式任命，即着手改革兵制，立兵符节制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佐之；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佐之；一千二百人为见《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2《明史》卷一九八《王琼传》。

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各级可“递相罚治”。“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3这年七月，王守仁统兵进攻大庾。时江西农民起义军主要分布在横水、左溪、桶冈三处。议者纷纷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王守仁所见与众不同。他认为三处起义军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为咽喉，而横水、左溪为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为腹心，而桶冈为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者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只有先攻横水、左溪二处，再移兵桶冈，方能成破竹之势4。最后按照王守仁的主张于十月出兵围攻横水、左溪。农民起义军英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谢志珊等数千人被俘。王守仁又分兵合击桶冈起义军。十三年（58）正月，移兵攻广东龙川浰头等地。至三月，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暂告结束。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王守仁统率的军队在大帽山和大庾等地，残酷杀害农民起义军一万八千余人，并对当地农民群众实行野蛮的烧杀掠夺政策。

为了加强明皇朝在这些地区的政权控制，在进行军事征剿的同时，王守仁相继奏请朝廷添设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和平等县。他一到达江西，就立刻推行“十家牌法”，企图从根本上孤立农民起义军，断绝农民群众与他们的联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马上报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隐匿不报，十家连坐。在镇压农民起义以后，又在赣州等地制立“乡约”，推行保甲之法。同时，以“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在其所到之处兴建社学，延师教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材。但在儿童教育方面，却有其可取之处。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不能使童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2由于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正德十三年（58）六月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官晋爵，成为一个正三品大臣，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再进副千户。得到朝廷的深恩，王守仁感激不尽。十四年（59）正月，在江西疏谢升荫，并表示要急流勇退，乞请致仕，但没有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更加忠心耿耿地为维护明朝统治效劳了。

3《兵符节制》，《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4《横水桶冈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

《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2《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三年四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第四节平宁王之乱，无功反遭妒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种下的苦果。立国之初，广封诸王，赋予各王军政大权，最后成为朝廷的肇祸之基础。从建文朝起，虽经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仅在正德一朝，继正德五年（50）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反叛后，十四年（59）六月正当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处理福州三卫军人谋叛事件时，在南昌又爆发宁王朱宸濠举兵反叛朝廷的严重斗争。

哀濠（477—520），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后代孙，为第五代宁王。宁王封地原在大宁，自永乐二年（404）改封南昌之后，对朝廷始终怀有不满情绪，“早蓄异志”。弘治十一年宸濠嗣位，矛盾日益激化，正德二年（507）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势不两立。朝廷对宸濠早存戒心，宸濠则暗中策划起兵。正德十四年五月，朝廷遣使到南昌，欲革其护卫，归还所夺官民田土。宸濠知阴谋败露，破釜沉舟。六月十三日为宸濠生日，十四日乘司府州县各级要员前来庆贺谢酒之机，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监国，发动反叛，凡不从命者杀，收缴各衙门印信，释重囚，开府库，设丞相，封官爵。随后，“集兵号十万”，出南昌，陷南康，略九江。沿途发布檄文，指斥朝廷，“不用正德年号，止称大明己卯”，声言直取南京，登帝位，改号“顺德”，并分兵北上。江西各界一时上下为之震动。

王守仁于六月初九日自赣州起程前往福建，六月十五日抵达丰城县闻宸濠反，忠愤至极，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自己决定紧急逆流返舟趋吉安。值南风急，舟不能前，乃于舟中焚香密祷，“誓死报国”。须臾，北帆尽起。宸濠遣兵追之。王守仁张疑设计，易服潜行，连续三昼夜没有休息，于十八日赶到吉安城。次日，他一面派专人火速赍疏赴京告变，并在疏中说明停止南下福建的因由，谓“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若彼顺流东下，万一南都失备，为彼所袭，彼将乘胜北趋。旬月之间，必且动摇京辅。如此则胜负之算，未有所归。此诚天下安危之大机，虑念及此，痛心寒骨，义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抚慰军民。”2一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密商大计，制定方略，传檄四方，披露宸濠罪状，集兵筹饷，并佯奉朝廷密旨，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万余人守南昌，自己帅舟师顺江东下，进攻安庆。时众议安庆被围，宜引兵直趋安庆。王守仁综观全局，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力排众议，认为必须攻取南昌“九江、南康皆已为宁王所据，而南昌城中数万之众，精悍亦且万余，食货充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绝我粮道。而九江、南康之贼，合势挠蹑。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难图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已震慑，因而并力急攻，其势必下。已破南昌，贼先破胆夺气，失其根本，势必归救。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宁王亦可以坐擒矣。”《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云弘治十年朱觐均死，“子上高王宸濠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宁王传》谓弘治十二年嗣。谢蕡《后鉴录》作弘治十一年。今从谢说。谢蕡《后鉴录》。

2《飞报宁王谋反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擒获宸濠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庆不能克，闻王守仁将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于七月十七日弃安庆，遣兵二万仓皇回师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统兵攻南昌，逆击宁王回师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双方战于鄱阳湖。守仁师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败之，宸濠退保樵舍，而其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责不用命者，议未决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等俱被活捉。为时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连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其中，后一疏写道宁王“举兵倡乱，一月有余，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谓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议出身与之争衡。从事抱节者，仅坚城而自守。忠愤者，惟集兵以俟时，非知谋忠义之不足，其气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质，才不逮于凡庸，知每失之迂缪。当兹大变，辄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数之卒，起事于颠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间，遂能克复坚城，俘擒元恶，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以不俟诏旨之下，而调集数郡之兵、数郡之民。亦不待诏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国家之难，长驱越境，直捣穷追。不以非任为嫌，是乃伏至险于无形之中，藏不测于常制之外”2。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赞赏。可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武宗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争夺这份战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劳挂到自己头上，不仅不承认王守仁的功劳，反而千方百计要把他打成宸濠同党，使他差一点与之同归于尽。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游”，抢夺民女，游山玩水，由于廷臣劝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终于为他找到了机会，可以借“征讨”之名，行南游之实。八月，当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却在北京下诏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他身边的一批太监人等也纷纷谋欲夺功，宦官张忠、张永，边将江彬、刘晖，武宗的干儿子许泰等人俱称“将军”，带兵数万人，前呼后拥开出京城。至良乡，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请止亲征疏》。疏谓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队已散，地方惊扰之民已帖，不必“亲征”了。又说“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他恐沿途发生意外，将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阙门。因为武宗意在南游，故疏入而“屡檄止之，令以俘候车驾至。大学士梁储、蒋冕屡请回銮，不听”2，继续率众南下，不让守仁北上献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发槛车北上，再次要求“献俘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时张忠、江彬、许泰等人却说当将宸濠放回鄱阳湖，待他们一伙拥着武宗亲自与之“战”，重新活捉这只死虎，而后再“奏凯论功”。并为此屡次派人到江西广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献俘。张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笔勾销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劳之外，还有更险恶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师重道”、欲从王守仁“讲明圣学”为名，派人前去探询王的态度。王守仁则派他的门生、湖广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处讲学，“以探其诚否”。因此，当王守仁俘获宸濠之后，张永等人为夺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说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后知事必败，2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转而擒宸濠脱罪、攘功2。又称“守仁宸濠党”，“迟早必反”3。为找到王守仁的“罪证”，他们还将冀元亨逮捕下狱，酷刑逼供，结果虽“无片语阿顺”4，但他们的言行却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处境十分危险。在绍兴，已经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产，准备抄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达广信之后不顾他们的阻挡，连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将之交给张永。

张永与张忠一伙本有矛盾。他返南京复命，备言王守仁忠诚及张忠等人叵测之心。张忠之流再生一计，说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无君上。当王守仁应召奔至龙江，他们又从中阻挠，不让他见皇上。王守仁愤而纶巾野服入九华山5。张永闻知，再次进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释，使王守仁“危而不死”，并受命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张忠一伙又借口“讨宸濠余党”，不顾江西生民涂炭，统领南下京边军万余人入南昌大肆骚扰，同时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辱骂王守仁，故意挑衅。王守仁忍让不为所动，一一致以主客礼。张忠还强迫王守仁与之比武射击，王守仁三发三中。张忠最后无隙可寻，才不乐而罢。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为功，竟与张忠、江彬等人戎服，饬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至正德十五年七月，武宗以大将军钧帖命令巡抚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无可奈何把这次平叛的胜利，首先归功于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并将张忠、江彬、许泰等人作为平叛的“功臣”，一一写入奏书，满足了他们夺功的。于是，疏入即议“班师”回京。王守仁这才释去心头重负，转危为安。

2谢蕡《后鉴录》。

3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4《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五年八月条。

5此事，《王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十五年正月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节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文臣武将所津津乐道并树为楷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说，即“阳明学说”。正德年间，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

湛若水是与王守仁共倡“圣学”的好朋友，他在谈到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时说守仁“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于圣贤之学”2。王守仁的门生黄绾认为正德九年以后，其师“始专以良知训学者”3。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发展，使王守仁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意识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统领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守仁在给他的门生薛侃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可以用武力镇压，对付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精神，单纯依靠武力是难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办法才能解决。为破“心中贼”，他在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提督军务和兼任江西巡抚的近六年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时他发布大量的“告谕”，制订“乡约”，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伦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心要平恕，事贵含忍，讲信修睦，温良逊让，息讼罢争，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为政者抚辑下民，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总之，人人要去恶从善，永为良善之人2。另一方面，在戎马倥偬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具体有创办书院，招集子弟，日夜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3；出版著作，扩大影响。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八月，刊刻《传习录》。九月，建赣州濂溪书院。《传习录》是他一生讲学的记录稿，由门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时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续刻时增为五卷。全书共九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说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开始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王守仁“心学”理论的核心与根本，“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2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3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四。

2综合《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南赣乡约》，同前书，卷十七。

3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他日日讲，反反复复讲了一二十年。

所谓“致良知”，其要点大体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调整权力分配，使封建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2。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王守仁统领的官军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而他自己在平息宁王叛乱中也受到张忠、许泰一伙的诬陷。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和宁王反叛、张忠一伙的争权夺利，本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回事，而王守仁却不加区别，统统认为是人心“不正”、“私欲”作祟的结果。因此，他主张要用所谓“良知”去代替“私欲”。他说“经今变后，始有良知之说。”又说“自经宸濠、忠（张忠）、泰（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自今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见”3。

第二，“致良知”的渊源与内容。“亚圣”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他前前后后说了许多，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提法亦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的自我意识。或云“吾心之良知，即天理。”或云“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2。或云“自知之明，便是良知。”3比如说，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羞恶、是非之心等等，都是生来就有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这些都叫“良知”。可见，王守仁所说的“良知”，归根到底也就是指封建“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和人的道德修养。一句话，就是要发现“良心”。

第三，“致良知”的方法和目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4。只要恢复人的本性，就可以“致良知”。而恢复本性的根本方法便是“去人欲，存天理”5。“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没有恶的一闪念，是由于他去掉了“私欲”，存了“天理”，故其“心与天地一体”，“与天地同流”，对天下之人无分内外远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不要“有我之私”，不要求“物欲”，不要“相矜以知，相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2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990年第2期。3《王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三。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罗钦顺》。

2《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三。

3《与王公弼》，《王阳明全集》卷五。

4《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5《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南赣乡约》，《王阳明全集》卷十七。

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就能做到致良知7。“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血骨”，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孔门正法眼藏”，一旦人人自致其良知，天下就实现“大同”了2。王学虽然和朱学在如何看待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主张要性善，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有“私心”。

第四，所谓“致良知”的实质，就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人们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禁锢人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要求劳动人民放弃为生存而斗争，安于现状，永远忍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通过“去私欲”，达到保存封建剥削制度之目的。

总而言之，王守仁的“致良知”，同他的“心生万物”或“心与天地一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颠倒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从根本上说是谬误的，是先验论的表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明中叶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也含有某些合理性、积极因素。它强调“心”的作用，强调专做“正人心”的功夫，即是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它是世界的本原、本体、主宰。“强调主体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类自身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阳明心学‘开发’、‘开大’等特点还改变了朱门后学支离繁琐、帖括拘泥的学风，活跃了学界的哲理思维，提高了学人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把宋明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期。”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助于缓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秩序暂时得以相对稳定。所以，它一经提出就能产生巨大影响，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儒学的主流。

7《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与杨仕鸣》，《王阳明全集》卷五。

2《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990年第3期。第六节身居闲职，讲学不辍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逝世。四月，宪宗之孙朱厚熜入立，更号嘉靖。

王守仁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安静地方”有功，嘉靖皇帝本欲委以重任。六月二十日，他奉敕旨由南昌起程驰驿赴京。可是，由于当时朝廷为“大礼议”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治集团斗争的结局对他也不利，故衔王守仁的费宏再度得势入阁，而过去积极他的兵部尚书王琼则因坐结交宦官罪被发往绥德充军，加之时论对他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毁誉不一，因此，谗邪构煽，祸变莫测。就在王守仁奉旨出发之时，费宏等人潜讽科道官建言朝廷新政伊始，武宗丧事未毕，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遂下令止守仁于浙江钱塘道上，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守仁不赴任，以多年征战在外，家中“亲老多病”为辞，就地上疏恳乞顺道回里省亲，获准。

自永乐朝国都北迁之后，南京改为留都，与北京一样设有一整套官僚机构，品秩亦同。但不掌握实权，没有什么大事可干，全都是闲散职务。王守仁的兵部尚书也是如此。

九月，王守仁回到余姚老家。十二月，朝廷对参加平叛宁王的各官员论功行赏，名义上封王守仁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曾祖、祖、父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但实际上，不予诰券，不给岁禄，徒有虚名。其同事有功者，亦多名为示迁，而阴多绌之，废斥几无存者，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个别人得到加官晋级。王守仁闻之，愤甚。嘉靖元年（522）二月，父王华死，王守仁居家守孝，屡次疏辞封爵，并建议起用平宸濠有功诸臣，咸不报。同年，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等秉承费宏之意，倡议论劾王守仁，反对“心学”。官僚章侨、梁世骠等人也上书，谓三代以下“正学唯朱熹”，现在有人以“异学”号召天下，取陆九渊之简便，诬朱熹为支离，应下令天下严行禁革。此事得到皇帝的同意。不久，即请朱熹的后裔朱墅充“五经博士”。在科举考试中，也有人暗示要否定陆、王之“心学”。还有人再次提出王守仁为宁王宸濠同党的问题。嘉靖四年四月，王守仁免丧服，例应起复，不召。礼部尚书席书、御史石金、光禄寺少卿黄绾等交章论荐，因费宏阻挠，仍不召用。有人屡推王守仁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2。一直在家闲住了六年。面对逆境，王守仁一方面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志存古人”的“狂者”，不再做遮遮掩掩的“乡愿”。他说无论别人如何忌嫉他势位隆盛，非议他与朱熹争异同，攻击他门徒日众，他都要“只依良知行”，把谤议置于一边。并声称除了“致良知”之外，一切所谓学问都是邪妄和异端，世界上的知识除“良知”之外没有可讲的。后来还将他最得意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传授给他的门生。另一方据杨天石《王守仁》，中华书局972年版，第3页。

2《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二月条。

2《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冲霄帖吧卷三。

面，继续讲学不辍，先后在绍兴创办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招集绍府八县及湖广、广东、南直隶、江西等省子弟，仅在稽山书院者即多达三百余人。嘉靖六年初，广西思恩、田州地区爆发了瑶、僮各族人民起义。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卢苏、王受等人，由于明皇朝准备改土司为流官，进行直接统治，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乘机胁众煽乱，总督姚镆集四省之兵仍不能定，弄得朝廷无计可施，最后才不得不同意兵部左侍郎张璁等人的意见起召王守仁。五月，诏王守仁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3。守仁闻命，因“痰疾增剧”而上疏请辞。不允，并遣使敦促上道。九月初一日，他扶病自绍兴老家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至广西梧州，上疏谢恩，同时条陈军政大事，一曰思、田地处边陲，不宜改土（司）为流（官），必须仍存土官，才能“藉其兵以为中土屏蔽”。二曰当前所应忧虑者是各族人民起义，不是一二个上层人物的叛乱，对他们不必大动干戈，应当予以招抚，以便共同镇压各族人民起义4。是月，命暂兼理巡抚两广。

嘉靖七年二月，在王守仁招抚政策的威迫下，卢苏、王受率众一万七千余人到广西南宁接受投降，并请马上带兵杀“贼”，立功赎罪。王守仁称他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而思、田平定。为了明理学，正人心，振风教，王守仁于同年四月建思田府学，六月立南宁学校。七月，在朝廷没有降旨的情况下，他以“思、田既平，苏、受新附”，故伎重演，采用“罢湖广兵永不再用”，利用撤兵麻痹起义军，命将分道围剿广西八寨、断藤峡等处义军，遍搜山洞，杀害四千余人，血腥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断藤峡农民大起义。是月十二日，他上经略疏，亟言在这些地区必须改立卫所，开设县治，从根本上切断农民起义军的脉络和咽喉。“若失今不为，则数年之间，贼以复渐归聚生息，不过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十月初十日，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同日，又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疏入，未报，即自行取道回家。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行至江西南安县，病势危亟，弥留之际，仍问门生近来进学如何？念念不忘他的“心学”。门生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何复言”。十一月二十九日（529年月9日）辰时气绝死，终年五十七岁2。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书桂萼等人好喜功名，甚怨王守仁，遂奏其擅离职守，又言处置思、田事宜失当，学术不端，诋毁朱熹，招集门徒，互相倡和。虽平“贼”、擒宸濠有功，亦“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乃诏夺爵，停恤典。子不得嗣封。直到隆庆元年（57）五月，因“廷臣多颂其功”，才追为新建侯，谥文成。二年，子正亿嗣世伯爵。万历十二年（584），以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之请，准入孔庙从祀。“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明史》赞曰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其实，在政治上他并不值得称道。在学术上，虽然他的“心学”是集历代主观唯心论之大成，但是毕竟自成体系，又敢于公开非议朱熹，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3《明史》本传作“总督两广兼巡抚”，有误。兼巡抚，时在十二月。

4《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王阳明全集》卷十四。

《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五。

2《罪惟录》等书作“年五十有八”。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的教条，具有活跃人们思想的作用。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对明后期和清代的思想界具有启迪的作用。他的学说对日本、朝鲜等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足迹所至，注重兴学校，办书院，招徒讲学，“弟子盈天下”，在教育上也有可取之处。

第二十一章王艮第一节从灶丁到学者王艮（483—54），是泰州学派创始者。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人称心斋先生。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生于一个世代灶户家庭。

泰州安丰场，为明代淮南盐场之一。盐场有团有灶，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役为永充。灶丁煎办之苦，甚于耕凿之民，而宽恤之惠独无一分之及。他们既要向封建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盐品，又要承担各种杂役。因此，绝大多数的灶户都是极端贫困的，王艮的家庭也是如此。他七岁“始受书乡塾”，至十一岁即因家境清寒，不能继续上学，“辞塾师，就理家政”，参加劳动，备受艰难困苦。但是，他聪明好学。“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2王艮自十九岁起，奉父亲之命经商，开始贩运私盐，从中牟利，由此结束了灶丁生活，摆脱了贫困，“家道日裕”。其时，他以山东为孔子故乡所在，径趁其地，入曲阜，谒孔庙，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是“奋然有任道之志”。回家刻苦攻读《孝经》、《论语》、《大学》三书。他学无师承，信中谈说，逢人求教，以顽强的精神自学儒家经典著作，遂从经商转向治学。二十六岁时，曾替父亲到官府服徭役。

王艮，不但“经理财用，人多异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善于经商理财，而且善于学习和思考。“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辩难者，即为解说明白”，不拘泥儒家经典的释义和宋儒朱熹的章句之学。二十七岁时，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欲为天下万世师。二十九岁时，“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衣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同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在语默皆在觉中”。于是毅然以先觉为己任，欲救斯民于水火。开始在家乡讲学。其学主“格物”，“以悟性为宗，以反己为要，以孝弟为实，以乐学为门，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学启后为重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2。

正德十五年（520），江西吉安人、塾师黄文刚闻王艮讲解《论语》，颇似王守仁的“致良知”，乃诧曰何类王守仁语也。王艮大悦，遂于同年九月坐船至南昌。及入城，他一身道人打扮，头戴自制纸帽，身着稀奇古衣，手执笏板。“观者环绕市道”，人多怪之。起初，王守仁对他有些鄙视，王艮对王守仁的观点亦不完全同意。经过多次究竟疑义，反复论难，最后王艮才自愧他的“格物”不如王守仁的“致良知”之高深，心服口服地拜其为师，从此在王门达八年之久。王艮原名银，这时王守仁改银为艮，字汝止。

分别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三《年谱》七岁和十一岁条，922年印行。2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民国年间陕西教育图书社铅印本。以上皆见《全集》卷三《年谱》。

2《全集》卷五《疏传合编上·吴甡从祀奏疏》。

第二节师生之间“艮本狂士”。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不同，尤其是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王艮和其师王守仁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在学术观点上，王艮有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一面。在治学态度上，又具有顽强的独立思考精神。因此，他入学王门之后，经常在各种问题上与王守仁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时不满其师说”2，甚至“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3。嘉靖二年（523），王艮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拯救民众，自制一驾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北上京师。一路之上，他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面向社会，面向普通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次北行讲学活动，无论是讲学形式还是讲学内容，皆有悖于王学正宗，具有鲜明的“异端”色彩，从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注意，“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轰动一时。自然也引起王守仁的强烈不满，特地遣人令他作速南归。王艮回到绍兴，欲见王守仁，王守仁以其“意气太高，行事太奇”，严厉裁抑，“及门三日不得见”。直到王艮长久跪地求情，承认错误，始予宽恕。

嘉靖三年以后，王艮主要在绍兴及南直隶广德州、泰州、南京等处从事讲学活动，结交各地官僚和著名学者。同时进行著述，撰写《复初记》、《天理良知说》诸书，多数是承袭师说，重复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但也有所发挥，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主张，显示出不同于王学的独立见解。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卒。翌年十一月，在绍兴举行会葬。王艮乃“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自此开始创立泰州学派。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王艮传》。

3《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全集》卷三《年谱》四十七岁条。

第三节创立泰州学派嘉靖九年，王艮赴南京会见王门同学邹守益等人，聚讲于鸡鸣寺。

十年，居家讲学。是时四面八方的学者以及佣工、樵夫、农民、商人等普通平民百姓，纷纷入门定师弟礼，门徒日众。艮“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并由此陆续写成一批著作，如《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书》、《均分草荡议》、《王道论》、《大成歌》等，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学术观点。其中，《格物要旨》和《勉仁方》两书，被誉为是“百世不可易”之作。

十四年，泰州大饥，“族家子至除夕多不举火”。艮命长子王衣以所食粟赈之，并劝乡里富者共济饥民。

十五年，会王畿于金山，访唐顺之于武进。又入南京泛交各界官僚。御史洪垣访艮，且为其构东淘精舍数十楹。

十六年春、冬，按淮阳之御史吴悌两次至泰州造访王艮。是年，艮“玩《大学》，因悟格物之旨”。时，有不谅艮者，谓其自立门户。王艮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

十七年，以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遂谋于王艮。艮竭心经画，二公喜得良策，“一均之而事定”。

从十八年起，王艮时时患病，而四方入学者日益众。艮“据榻讲论，不少厌倦”。

总观这一时期王艮的活动，一在与王门同学和各界官绅广泛接触交游，以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二为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关心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民请命，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三是在此基础上，以家乡安丰场为基地，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传播自己的学说。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54年月4日），王艮以病不治，卒于家，终年五十八岁。有子五，长王衣，字宗乾，号东堧；次王襞，字宗顺，号东堧，“皆能承其家学，不习举业”2。

王艮因出身贫寒，“自少不事文义”，文化水平较低，所以“鲜少著述”。今传《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五卷）内所载之语录、论文、诗，多系经过其子和门人收集整理而成。其著述之少，在儒家各学派的创始人中亦属少见。以上参阅《全集》卷三《年谱》有关各条。

2袁承业《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第四节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是明末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思想派别。这个学派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关系很深，基本上以陆王心学作为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从王学演变分化出来的。但是它又有别于王学，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叛逆精神。李贽曰“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王艮泰州学派的主要学说有二一曰“百姓日用之学”。这是泰州学派的主要宗旨。泰州学派产生、形成于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实质上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这时明皇朝已经走向衰落，政治，赋役日增，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守仁不但奉命督师围剿“山中贼”，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且为了破“心中贼”，从思想上消灭农民起义，提出了一剂救世“良方”，即以“致良知”为主要宗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张恢复人的本性，去恶从善，“去人欲，存天理”，放弃追求物质利益，正人心，去邪念，做圣贤。王艮，虽曾在中年拜王守仁为师，入王门多年，在哲学思想上深受王守仁的影响。但他毕竟出身于世代受压迫的贫苦灶户家庭，本人又当过灶丁，对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有着真切的体会，因此他和王守仁势必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首先反映在他提出的“百姓日用之学”（或称“百姓日用之道”或“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从思想渊源和理论形式看，虽然与古代儒家的传统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说有关，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日用”的本意，原是指实在事物，即“本体”。王艮认为，“日用”就是“本体”。他所说的“百姓”，不仅是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而且包括广大士、农、工、商；“道”，亦非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价值，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物质生活需要。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十分明确地把解决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需要作为“道”的中心内容和检验“道”的标准。又曰“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丧失生存权利，挨饥受冻，那就不是“圣人之学”了。这同王守仁所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互为对立的。不仅如此，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还包含着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强调发展平民教育。这是王艮泰州学派与王学的又一个区别，也是泰州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王守仁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以上引文均见《全集》卷一《语录》。

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竭力赞美唐虞三代“五伦之学”。王艮则不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而且始终与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敢于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提倡发展平民教育，力图把高深的儒学改造为士、农、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学”，用“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学”去取代经生文士的正宗儒学。这一点，在王艮所招收的门徒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学生，固然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则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系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不少是农夫和手工业者等。

二曰“格物”（亦称为“淮南格物”）。王艮的“格物”论，在他入学王门之前已有所得，所谓“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是也。泰州学派的“格物”，也同样有别于王学。不仅不赞**为的道德修养功夫，以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而且涉及到人生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即“安身立本”之说。王艮训“格”为“格式”之格，而其“物”则指“身与天下国家”。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物，知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很清楚，只有“安身立本”，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要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享有个人的独立意志，做到不以利禄害身，不为己而害人，人己平等相待，人人相爱，实现“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王艮还针对明中叶所存在的尖锐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主张行“仁政”、“务本而节俭”、重视平民教育。

泰州学派的上述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要求摆脱贫困、渴望平等自由，具有否定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的封建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王艮本人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学说在不少方面未能摆脱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尤其在他晚年过分强调孝弟，上书嘉靖皇帝，陈言“尽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为教，时时、日日、月月大讲孝道2。为了倡导新说，他甚至制造了一些悟道、梦兆之类的神话，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狂想，最终流于空疏。

然而，王艮的历史功绩是必须肯定的。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明中叶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门墙之盛，影响之大，皆在王门各派之上。《明史》曰“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又云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3。据不完全统计，泰州学派自王艮至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内属江西省籍者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东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弟子中为广西、云南、甘肃三省之官者甚夥。他们当中，《王阳明全集》卷二《答顾东桥书》。

《全集》卷一《答问补遗》。

2《全集》卷二《与南都诸友书》。

3《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和《王畿传附王艮传》。

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人，以举人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农吏为贤士入祀典者各一人，余以士庶入乡贤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载入《明史》一书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总之，“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于此可见，泰州学派人物之兴旺，同时也说明它既以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级势力较为强大的东南为其主要传播地区，但又决不是囿于一隅的地方学派。“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2王艮的泰州学派，为王门两大学派之一。然而，它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巨大影响，并不是由于它宣传王学，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明中叶以后封建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日趋动摇、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年代，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樊篱，否定传统价值观念，强调人的自然本能与生命价值，提出“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等违背儒家正统、有别于王守仁心学的“异端”思想，反映出平民的思想觉醒，具有“掀翻天地”、“赤手以搏龙蛇”、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英勇气概，具有“非名教之所能羁络”3、敢于破除名教的无所忌惮的叛逆精神。这是王艮泰州学派的本质，是它与王学的根本区别，也是它最可贵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在泰州后学的代表人物何心隐和李贽等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何心隐（57—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家世饶财者也”。他自三十岁中举人之后，即放弃功名，从师颜钧（山农）学“心斋立本之旨”，从事讲学活动。东起杭州，西至重庆，南止福建，北到京师，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是泰州学派中一位反封建的斗士。何心隐与王艮一样反对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主张“与百姓同欲”，肯定人类物质的合理性，认为广大劳动人民同样有要求满足生活需要的权利，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横征暴敛。他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社会组织方面敢于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李贽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道。”何心隐主张摈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把朋友和师弟关系置于其他一切关系之上，并用一种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会”，以“尽道”、“尽学”。他还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家乡试行过“合族”的集体生活的计划，试图实现“老安少怀”的理想社会。最后因为坚决维护讲学自由，反对封建主义，遭受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迫害，被封建统治阶级诬为“妖逆”，于万历七年（579）九月在武昌为湖广巡抚王之恒杖杀。“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不知公之冤也”2。“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3。

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2《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

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序》。

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2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3《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第二十二章明世宗明世宗朱厚熜（507—5）正德十六年（52）以藩王入继帝位，年号嘉靖。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嗣，朱厚熜入继大统。由于这种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给嘉靖朝的政治涂上一种特殊色彩。

第一节议礼皇帝正德十六年（52）三月丙寅（4月20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刚袭封兴王的朱厚熜入继大统。四月，当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一行从安陆驻地到达京师附近时，突然被挡了驾。原来是朝中主事的大臣们要朱厚熜由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上笺劝进，再即帝位。这是皇太子即位礼。然而，朱厚熜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他以武宗遗诏上“继统得人”和“兄终弟及”的话为据，声明自己是来当皇帝，不是来当太子的。他自己确定了由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线，登上皇帝宝座。

首辅杨廷和原想藉拥立之功控制这个年轻的皇帝。在武宗死后，杨廷和曾用计擒获拥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宫前，他已总理朝政几十日。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功劳和朝中实力制约皇帝没有问题。谁知第一个回合就遭到失败，这也预示着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败。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议兴献王封号的问题上与杨廷和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初，礼臣议孝宗皇帝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们再议，他明确对杨廷和说“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七月，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张璁上疏“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2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将张璁的奏疏颁下，命廷臣再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世宗皆不听。杨廷和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给礼部的敕书中称，奉圣母慈太后懿旨，世宗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蒋氏宜称兴献后，祖母邵氏称皇太后。

嘉靖元年（522）正月，杨廷和等利用宫中火灾制造舆论，迫使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并非是孤立的，除张璁之外，一批中下层官僚，如主事桂萼、霍韬，同知马时中，员外郎方献夫，给事中熊浃，郎中黄宗明，经历黄绾等，以及个别上层官僚，如前朝老臣杨一清，湖广巡抚席书等，赞同和发展了“继统不继嗣”的理论，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接着，世宗又把张璁、桂萼从南京召入朝廷，准许杨廷和致仕，还责备他“因辞加咎，非大臣道”。嘉靖三年，皇考之争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遂了世宗的心愿。

为了争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争取孝宗—武宗系统的延续，二百多名官僚聚集在左顺门跪伏哭谏。有人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表示强烈的抗议。这使世宗非常恼火，在劝谕无效之后，将二百多人逮系入狱，为首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责，有十七人先后受杖而死。这是世宗对反对派官僚的第一次重大报复行动。

另一次重大报复行动是兴李福达之狱。山西人张寅通晓烧炼术，与武定《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

2《明史》卷十七《世宗纪一》。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侯郭勋交往。官府怀疑他是参与谋反的白莲教徒李福达。郭勋为他辩护，受到大臣弹劾。张璁、桂萼认为，这是借故诬陷议礼的郭勋，欲图波及议礼诸臣。世宗有意保护议礼诸臣，于嘉靖六年（527），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事，方献夫摄大理寺事，重新审理此案。张、桂等完全推翻旧案，有关官员被惩治，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七人，罢官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张寅获释，告发者被处死。后来有事实证明，张寅的确是李福达。不过，这无关紧要，世宗通过李福达狱达到了目的。

嘉靖七年（528）六月，完成《明伦大典》的纂修，对议礼作出权威性的总结，并定议礼大臣之罪杨廷和为罪之魁，革职为民；毛澄病故，削生前官职；前阁臣蒋冕、毛纪，前吏部尚书乔宇，前礼部尚书汪俊俱已致仕，各予革职，冠带闲住；前刑部尚书林俊革去生前职衔；前吏部侍郎何孟春、前吏部文选郎中夏良胜发原籍为民，等等。

兴献王称帝，需要立庙奉祀。嘉靖四年（525），在太庙旁立世庙，后改献皇帝庙。到嘉靖十七年（538），才奉兴献帝入太庙，称睿宗。为了将睿宗配享上帝，把太宗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另外，在嘉靖九年（530）还发起了天地分祭或合祭的讨论。将近四百名官员发表了意见。给事中夏言主张分祭，与世宗意见相合，成为定论，于是在京师分设天坛、地坛。

世宗对议礼似乎有特殊的嗜好，议礼成了嘉靖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杨廷和等奉迎世宗之初，想到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武宗，因而希望通过登基仪、议皇考等一系列事件来加以制约皇帝。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批议礼的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人物，张璁、桂萼、方献夫以及夏言先后入阁，熊浃、黄绾、席书、霍韬、黄宗明等升任尚书、都御史或侍郎。在这个意义上说，议礼不仅仅是对封建礼法的争论，而且是权力的争夺和重新分配。第二节“嘉靖新政”

所谓“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顿朝纲的措施。这应当从杨廷和主持朝政时说起。他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不但消除了江彬这一隐患，还革除了专为皇帝私人开设的店铺，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把武宗行宫中金银收归内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减少漕粮，罢斥恩幸得官者。仅裁革冒滥职员十四万多人一项，每年就省太仓粟二百五十万石。连世宗后来也承认“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杨廷和被除，却没有否定他采取的一些措施，甚至还扩大了整顿的范围。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就整肃朝政发表过一些更为深刻的意见。

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若有才识优异堪以任重者，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遇缺，酌量请简用，不许避嫌推托”2。多年以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君知人惟尧舜与我太祖耳。若（严）嵩者，朕所自简，不才若此。”3应当说，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屡旨禁肃朝仪，廷臣多故违以唾者”。4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土地失额在嘉靖朝已十分严重。明初土地总额是八百五十万余顷，弘治年间是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一作六百二十二万余顷）。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529），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田亩之失，或拨给于王府，或欺隐于滑民，或委弃于寇贼”。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2《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辰。

3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二《言语下》。

4《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

霍韬《修书陈言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嘉靖新政”很快成为泡影。到嘉靖后期，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节道长皇帝明代皇帝有别号自武宗始。世宗的别号很多，都离不开真人、真君、帝君之类，短者如“雷轩”，长者如“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可见其对道教的迷信。

世宗曾与大臣们讨论宗教问题。霍韬说，僧道盛者，王道之衰。方献夫说，尼僧道姑，有伤风化，应将现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家。世宗认为他们的意见都很正确，也发过“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的诏令2。但他不是要取消道教，而是要把道教变成更皇家化、更贵族化的宗教。

世宗入宫后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523），太监崔文等在钦安殿修设醮供，请世宗拜奏青词。接着，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专事祷祀，封为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并给邵元节的最高礼节是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另一个真人陶仲文则加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嘉靖二十一年（542），即壬寅年，宫中发生事变。十月，世宗宿曹端妃宫中，险些被宫女杨金英等合谋勒死。史称世宗“性卞，待宫人多不测。”3此后，世宗移居西苑永寿宫，“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4，一心一意追求长寿去了。时章奏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入者，诸司衙门的章奏，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

由于沉湎于斋醮之中，以“清心寡欲”戒，世宗对后妃的感情淡漠。元配陈皇后，孕中逢世宗震怒，惊吓而死。第二任皇后张氏以“不顺不敬不逊”废。第三任皇后方氏，在处置“壬寅宫变”时，不但杀了与事宫女杨金英等，还杀了世宗所宠爱的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世宗对此一直记恨在心。嘉靖二十六年（547），宫中失火，方皇后被烧死。

世宗因迷信道教对诸子也日益疏远。庄敬太子死后，他把成婚的裕王朱载垕、景王朱载圳都迁到宫外居住，并且迟迟不肯再立太子。到了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凡裕邸喜庆，一切不得上闻”2。朱载垕生皇孙不敢奏闻，不敢剪发。“一日，有宫女最幸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3因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藉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所谓青词，没有实在的内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华丽、吉祥。如宫中有一只猫最得世宗喜爱，死后葬于万岁山畔，碑名虬龙冢，大臣的悼词中称作“化狮作龙”4。青词内容大抵如此。下面的长联被视作青词的代表作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天子别号》。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七。

3毛奇龄《彤史拾遗记》。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圣主命名》。

3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4《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首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5撰者袁炜是嘉靖末年的阁臣。第一个由于撰写青词受知于世宗的阁臣，是弘治十八年（505）乙丑科状元顾鼎臣。他在嘉靖十七年（538）入阁。袁炜在嘉靖四十年（5）入阁，严讷和李春芳在嘉靖四十四年（55）入阁，郭朴在嘉靖四十五年（5）入阁。他们被人讥为“青词宰相”。李春芳主持过制定“宗藩条例”，这是明代处置宗室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较有才学，但他们因青词写得漂亮，又合皇帝心意而入阁，也是事实。另外，严嵩嘉靖二十一年（542）入阁，徐阶嘉靖三十一年（552）入阁，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他们也都善撰青词，这对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世宗的信任，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夏言到严嵩似乎可以看作一种象征以议礼决定取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道教开始在政治生活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斋醮造成财力的浪费是很惊人的。例如，斋坛匾额要用赤金书写“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有的中书官因善书写而升卿贰，有一中书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书官既升了官又发了财。2世宗迷信方士，从嘉靖中叶以后开始大量服用丹药。丹药或取妇女月经，或取“生儿未啼时口中血”3，嘉靖三十一年（552）选八岁至十四岁女子三百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555）选十岁以下女子一百六十人入宫，都为炼药用。王世贞《宫词》中说“只缘身作延年药”4，真是很形象的说明。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3《万历野获编》卷四《徽王世封真人》。

4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一六○《杂缀》。

第四节君臣之间嘉靖朝是内阁权势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张璁、桂萼开始，阁臣打击异己，傲视七卿、科道诸臣，控制朝政，超过了前朝，但他们大都不得善终。这与世宗权势欲极强，猜忌心很重有很大关系，史载他“威福必自己出”。张璁、桂萼在议礼之争中立有大功，又都有才干。但张璁在八年的时间里，一次罢官，三次致仕，原因是他为人刚强，在改革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嘉靖十一年（532）八月张璁去官，就是因为有彗星出现，世宗怀疑大臣擅政。桂萼在嘉靖八年（529）一年内就两次致仕，也受到世宗的猜疑。

夏言的命运也几经反复。嘉靖十五年（53）闰十二月入阁，嘉靖十七年（538）十二月成为首辅，次年五月致仕，未行复职，嘉靖二十年（54）八月落职致仕，十月复职，嘉靖二十一年（542）七月革职闲住，嘉靖二十四年（545）十二月复职起用，二十七年正月削保傅衔致仕。他失宠以及最后被杀，一方面是因为碰到了像严嵩这样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的厉害对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太无所顾忌，按世宗所罗列“郭勋已下狱，犹千罗百织。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2另外，夏言还做了一些伤害世宗个人感情的事情，如世宗赐给入值大臣香叶巾等道家服饰，夏言密揭谓非人臣所服，不敢当。这对世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必欲置夏言于死地。

即使对于严嵩，世宗也保持着很高的警觉，虽然对官僚们的弹劾往往不以为然。嘉靖二十四年（545）九月的一天，已成为首辅的严嵩和吏部尚书熊浃被召至西苑。“上谓嵩、浃曰‘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嵩、浃闻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上曰‘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嵩、浃惶悚益甚，伏不能起。”当面说阁臣“心高高似阁”，吏部尚书“胆大大如天”，这无疑是一种警告了。

世宗的猜忌心极重，亦可从嘉靖朝官吏的频频罢官得见一斑。从嘉靖二十年（54）到嘉靖四十年（5）并没有发生什么大案，七卿中却有二十五人次被罢官。

嘉靖二十年，都御史王廷相为民；二十一年，刑部尚书吴山削职；二十三年，兵部尚书毛伯温为民；二十四年，吏部尚书熊浃为民，兵部尚书戴金免；二十五年，吏部尚书唐龙谪为民，兵部尚书路迎免；二十六年，户部尚书王杲谪戍；二十八年，礼部尚书孙承恩、兵部尚书赵廷瑞免；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李士翱闲住，兵部尚书丁汝夔弃市；三十年，兵部尚书王邦瑞革职，刑部尚书顾应祥降调；三十一年，吏部尚书李默、刑部尚书应大猷闲住，兵部尚书赵锦谪戍；三十二年，吏部尚书万镗为民；三十四年，兵部尚书聂豹闲住；三十五年，起用不到三年的吏部尚书李默下狱死；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为民；三十七年，兵部尚书许论革职；三十九年，户部尚书马坤闲住，刑部尚书郑晓闲住；四十年，礼部尚书吴山闲住，刑部尚书冯天驭闲住。其中还不包括疏辞不肯就任而被罢免的官员。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七。

2《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

张合《宙载》卷下。

封建统治者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往往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致身不由己。王守仁也吃过这个苦头。

弘治十八年（505）五月，明孝宗病死，长子朱厚照嗣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奢侈腐化，四出巡幸，不理朝政。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恃宠操柄弄权，分布要害，无恶不作，人称“八虎”，而刘瑾尤为狡狠。正德元年冬，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上疏要求惩办刘瑾一伙，以件旨罪被逮下诏狱。十二月，王守仁冒死上书申救，称“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恳求皇帝“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这一事引起刘瑾发怒，把王守仁下锦衣卫狱，矫诏杖五十。死而复苏，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当驿丞。王守仁一下子变成了流徒，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逆转。

第一节心忧天下，“格物穷理”

王守仁先世山东瑯琊人，为东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后裔。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48）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守仁初名云，五岁时改名守仁。十一岁随父入北京。其间，他曾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目睹北方少数民族对京师的威胁，同时又听到京畿地区石英、王勇以及陕西石和尚、刘千斤农民起义的消息，这些都深深地引起了他的忧虑，数次欲献策于朝廷，被其父斥为“狂”而止。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弘治十二年（499），二十八岁登进士，入工部实习。时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不断骚扰，有**之势。王守仁面对形势，“不胜为国惓惓之至”，就上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翌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秩正六品。寻出南直隶淮安等府审决重囚、主持山东乡试。弘治十七年九月，补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如果不考虑水旱田的区别，据上表统计，漏税的土地，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查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内外镇守等官的损失有多么巨大。宁夏之变中，武臣多从朱寘鐇反，是合乎逻辑的。

这一时期为王守仁的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思想变化不定。中举人以前，已仰慕“圣学”。二十一岁中举人以后，他在北京开始探求宋代大儒朱熹“格物穷理”之学。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之，希望能由此一件一件地“格”“理”，最后成为“圣贤”。然而，他从早“格”到晚，一直坚持了七天，不但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场大病。此后，他开始怀疑、放弃朱熹的“格物”之学，随世俗习辞章，并结诗社于余姚龙泉山寺，以文会友，研讨诗赋和古文。又性好言兵，善骑射，处处留心武事，凡兵家秘籍，“无不精究”。已而，攻佛、老之学，同道士谈养生，向和尚问禅机，隐居绍兴阳明洞静坐修道，“遂有遗世入山之意”。这时王守仁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的主观唯心论，对他后来创立“心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陈言边务疏》，《王阳明全集》卷九，上海世界书局93年版。

第二节龙场彻悟，“理在心中”

凌迟处死正德五年（50）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璠反叛事件。朱寘鐇原认为，“若推我为主，以诛瑾为名，必成大事”2。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事变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朝廷停止了清丈屯田等行动，将各处原差丈量地土官员撤回。这实际上宣布了刘瑾政策的失败。

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师方出，寘鐇已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奋然曰“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3八月甲午日（9月3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甲午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事。太监马永成亦出言相助。武宗有所悟，即日行动，亲自逮拿刘瑾。两人相见，“武宗骂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劝解，遂谋送内狱。”武宗开始没有杀刘瑾的念头，《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闰九月戊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