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朱熹的天理论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www.tcknh.com 侠客小说网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1。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1《宋史》卷429《朱熹传》。

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1*28_1793_0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干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干、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干1《朱子语类》卷123。

读书有觉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23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2*28_1795_1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岁读书，9岁能属文。所谓13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1。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2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3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1《宋元学案序录》。

1《陆九渊集》卷36《年谱》。

2《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3《年谱》。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1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陆九渊从24至54岁的近30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2绍兴三十二年（116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1《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2《陆九渊集》卷33《覆谥》。

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1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1。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2*28_1799_1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3（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0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6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1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1《陆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1《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3《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1《吕东莱文集·本传》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1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

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1又说：“塞1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1《陆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2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1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2*28_1803_1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3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4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1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2，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2《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1《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3《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4《陆九渊集·附录》。

1《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2《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1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2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1。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2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3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4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1《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2《东莱吕太史集》卷4。

1《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2《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3《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4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1。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2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3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1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2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3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1《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2《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3《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1《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2同上。

3《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4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1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2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3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4。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1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2。“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3。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4。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4《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1《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2《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3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4《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1《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2《直斋书录解题》卷4。

3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4《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5，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1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2，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3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1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2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3，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5《东莱博议·自序》。

1《东莱博议》卷2。

2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3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1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2《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3《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第五十四章陈亮叶适第一节陈亮“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1。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2。十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3。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发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1。

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2。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1168），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首，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3。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1《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铭》。

2《宋史》卷436《陈亮传》。

3《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桑维翰》。

1参《宋史》卷385《周葵传》。

2参《宋史》卷385《周葵传》及卷213《宰辅表四》。

3《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1《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第二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第三书》）。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1“皇帝王霸”之辨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中了状元，时已51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1《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

1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时陈亮已42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

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1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

绍熙四年（11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

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终年52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1淳熙九年（11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2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3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1参《陈亮集》卷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1《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2《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3《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书》。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1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与龙川诗词陈亮与吕祖谦、叶适、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

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1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28。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1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

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2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3*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1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2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

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3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1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适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1《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9《论·勉强行道大有功》。

1《陈亮集》卷10《六经发题·诗》。

2《陈亮集》卷10《语孟发题·论语》。

3《陈亮集》卷15《问古今损益之道》。

1《朱子语类》卷123。

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楼》）。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2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第二节叶适读书聪颖，游学婺州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适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3。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适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岁时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1，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216岁时，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岁开始，一直到28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适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适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适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适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

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2参《陈亮集》卷39《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3《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铭》。

1《宋史》卷434《叶适传》。

2《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适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1。

这一年叶适才25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适26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淳熙四年（1177），叶适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适踏入仕途。

叶适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适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适等，叶适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适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适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适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适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适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适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1《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适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1193），叶适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适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适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适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适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适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1。

庆元元年（1195）叶适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人，叶适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适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1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适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06）叶适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适的声望。但如叶适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适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适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适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适，“罪名”是叶适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适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辞世，终年74岁。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1《宋史》卷434《叶适传》。

1《宋史》卷434《叶适传》。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适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适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1961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1967年版）。叶适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1*28_1829_0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2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3。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适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1。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适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适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适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适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适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适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适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适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适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2。

至于说叶适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适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2《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3《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1《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2《四库全书总目》卷13《子部十·习学记言》。

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1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1参《朱子语类》卷1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节李清照历尽人间甘辛的一生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博学工文著称。母王氏也知书善文。受家学熏陶，李清照博闻强识，精通书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1，早年所作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颇得时人好评。

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1081—1129），密州诸城人。以荫仕后，初在东京任职，除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随丈夫归居青州（今属山东）故第，屏居达十年之久。宣和中，赵明诚出任莱州（今属山东）、后调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恩爱美满，生活优裕。夫妇俩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书画、历代图籍。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整理考订彝器、碑铭，并进行研究，编撰《金石录》。平时，常以所藏文物自娱，诗词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著名词句，即是她当时的生活写照。

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北方陷于战乱。次年，赵明诚奔母丧赴江宁（今江苏南京），高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乱至江宁，她感叹“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满。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他只身赴建康（时江宁已改名建康）听命时，不幸病故。李清照殓葬了丈夫后，前往临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约这时发生了陷害她的“颁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败逃，她随着高宗南逃的路线辗转避乱。先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明州（今宁波），又经奉化（今属浙江）、台州（今临海）入海，再经温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战火，或被人盗掠，散失殆尽，境遇十分凄凉。大约在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临安，经过数年，“颁金”案之冤亦于此时洗涮清楚。据宋代文献记载，她再适张汝舟，仅数月旋离异，后世学者对此事尚有异议。1李清照的晚岁是在凄凉孤苦中度过的，但她对国事仍很关心，并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绍兴三年（1133），她作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写作了《打马图经》及“自序”，又对《金石录》作最后的笔削整理，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后序》，后将书表上于朝。绍兴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迹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约七十余岁。据今人考证推测，当在绍兴二十五1王灼：《碧鸡漫志》卷2。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皆载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学者多持异说，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力证其未改嫁，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

年（1155）或稍后。1多才多艺，以词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艺著称，她通书画善属文，工诗词，尤以词擅长，被称为南宋婉约派宗主。她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文，或谈史事，或论文艺，题材比较广泛。早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她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的诗句，提醒人们记取唐代天宝之乱的教训。她的《词论》是宋代重要论词之作，她提出了词“别为一家”的说法，强调音律和典雅，反对以诗为词。前期的词作多写自然风光景物和个人的离愁，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悠闲情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等词，是通过描写寂寞的生活和抒发忧郁心情来表达对丈夫的深切眷恋，并较大胆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渴望。这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一种冲击。故王灼《碧鸡漫志》评论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南渡以后，李清照后期作品有较明显的变化。所作诗文，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包含了较多对现实的关心，渗透着爱国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诗句用咏历史人物斥责了当时“伪楚”政权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气节。在《打马图经》及“序”中，还提出了秣马砺兵，恢复中原的主张。

后期的词作也与前期迥别。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和凄凉悲惨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词来抒发伤时忆旧、怀乡悼亡的感情，风格由清丽、缠绵转为深沉、悲壮。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等词句，寄托了对北方故国的怀恋；“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转调满庭芳》）等词句，表达了对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况，《清平乐》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哀伤，皆使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浓重愁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的词作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后世论者将她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作词十分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因而能独辟蹊径，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长抒情，巧于构思，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词中，具体而细致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来描写满腔的愁思。她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1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证详见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迹编年》。语”写自己的情怀，《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述自己的相思，显得委婉、含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词风虽以凄婉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渔家傲》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也使人如读苏轼、辛弃疾之词。李清照词的语言尤具特色，优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写花树，以“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写天气，以“黄花瘦”拟人，皆很新颖、清丽，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创造性。又常以浅显明白的俗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等，皆信手拈来，便生出许多清新生动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词强调音乐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如《声声慢》中一开始就连用了十四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后人所盛赞。李清照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称其为“易安体”，历代都有人学习仿效。李清照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如《金石录后序》一文，叙事、抒情十分优美动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别有词集《漱玉集》和诗文集《李易安集》传世，但都已散佚。旧传《漱玉词》系后人所辑，如赵万里的辑本收词六十首。今人辑本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收录各类作品较为完备。

第二节朱淑真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见《晚春会东园》），又有西园（见《春游西园》），1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2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3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4另一首《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1《朱淑真诗集》前集卷2《晚春会东园》，后集卷1《春游西园》。

2《朱淑真诗集》前集卷7。

3《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4《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5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如在《愁怀》二首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1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2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3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首《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4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5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首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6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1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2据说，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0余首，5《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1《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3《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4《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5《朱淑真诗集》前集卷6。

6《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1《朱子语类》卷140。

2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即《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0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陆游辛弃疾第一节陆游半生游宦，半生奉祠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陆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陆游9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陆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大为秦桧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秦桧死后，陆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战派的势力在朝廷有所增强，陆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因对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并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在此期间，他毫不掩饰自己主战的立场，并提出了许多抗金收复失地的策略。后因论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转主议和，主战派势力遭到打击，陆游也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1的罪名罢官遣归。

乾道六年（1170），陆游起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免职数年，得到的是远州副职，去的又是僻远的山城，这一切使他感到伤怀。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风俗民情，所谓“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2。他且行且记，将一路闻见加上个人感慨，写成《入蜀记》6卷。这次旅行，使他视野大为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抚使王炎，邀陆游入宣抚使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常不避艰险，来往于南郑与前沿军营之间，曾雪夜渡汉水，掠过金军阵地；也曾一连三天啃着荞麦饼，与士兵生活在一起。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随着王炎被调职，陆游也离开了南郑，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来到成都，后又在蜀州（今崇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帅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他不以为然，毅然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1《宋史》卷395《陆游传》。

2《剑南诗稿》卷2《水亭有怀》。

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绍熙元年（1190）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佑观，均为闲差，陆游时年66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1192）封男爵，庆元元年（1195）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嘉泰二年（1202），陆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开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病逝，享年85岁。爱国诗人，壮心不已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1。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陆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2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陆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陆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3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

诗人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00余首。陆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几，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陆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1《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2《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两朝献替记》。

3《剑南诗稿》卷26《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们称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陆游的景物诗，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

陆游还擅长词作。他的《放翁词》存词140余首。除《钗头凤》那样的诉说爱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达爱国思想的。如雄壮悲凉的《诉衷情》，感慨遥深的《水调歌头》，意气风发的《秋波媚》，老泪纵横的《谢池春》，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心声。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是用梅花的高洁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坚贞气节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仍旧是其“香如故”，永远不改变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

陆游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中《老学庵笔记》记述当时的风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传闻轶事，不仅内容丰富，可补史传之阙，而且行文流畅，修洁可诵。《入蜀记》是记古迹、叙风俗，指点江山，引人入胜，故时人就有“四海文章陆放翁”之说。陆游还长于史学，他曾参与撰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私撰《南唐书》18卷，叙次简洁，为史著佳作。

由于陆游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转辗流离，接触社会广泛，而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创作基础，在诗、词、文、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满漏*点的诗篇，不仅在当时鼓舞了爱民奋勇杀敌，也激励着人们反侵略斗志。梁启超所称颂的那样：“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第二节辛弃疾由义军掌书记到封疆大吏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辛弃疾的出生地成为金朝的统治地区。他的祖父辛赞，当北宋灭亡时，因受家族拖累，未能脱身南渡，不得已仕金，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但他时时眷念故国，常带领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1。他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兴兵南下，欲图灭亡南宋，统一江南。这时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时年22岁的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奋起抗金。后率众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根据其时形势，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耿1辛弃疾：《进美芹十论札子》。

京命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弃疾与朝廷接洽成功，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义军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利诱下，密谋杀害了耿京，带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闻讯，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50人驰赴金营，其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人出其不意袭进金营，抓获张安国，在5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摆脱追敌，急驰而归，献俘行在，后张安国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正如洪迈所云：“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1但是，作为“归正人”的辛弃疾，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真正欣赏和信任，南宋朝廷只安排他担任江阴军签判，一个并不能让辛弃疾施展其才能和抱负的职务。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进行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主将之间的嫉功害能又自毁长城，导致符离大败，随后金宋签订“隆兴和议”。在此情况下，主和派势力又占了上风，但26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在苟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之中。

从乾道四年（1168）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舒心与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弯弓杀敌，收复失地。但在小人当道、国事日非的时候，他的愿望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罢去所有职务。他到上饶城郊带湖去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后领宫观闲差。在上饶一住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与郑汝谐、杨民瞻、陈亮、韩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极论世事，或长歌相答，情意深长。同时，他还与朱熹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在“庆元党禁”时，他不顾禁令，常到武夷山看望朱熹。朱熹病死，他写词悼念，还亲携祭文前往吊祭1。

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庆元二年（1196）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瓢泉。嘉泰三年（1203）再度被起用为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次年差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三月，正当他在镇江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所荐非人将他连降两级阶官。同年六月，改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被劾奉祠归铅山。一连串的打击使辛弃疾心力交瘁。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欲对金用兵，急调辛弃疾，但此时他已卧1洪迈：《文敏公集》卷6《稼轩记》。

1《宋史》卷401《辛弃疾传》。

病在床，不久便与世长辞。

爱国词人，风格豪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可是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然而，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把满腔漏*点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

辛弃疾词现存600余首，数量居宋代词人之首。作品体裁多种多样，风格富有变化，内容极其丰富。而以抗金御敌、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为中心主题，也是所有词作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在这些词篇中，可以感受到词人对北方故土深切怀念，可以感受到吊古伤时，深沉的家国兴亡之感。投身于时代激流的辛弃疾把词作为呼吁恢复、激励抗金的武器。当南宋军民取得军事胜利时，他赋词赞颂；当有朋友赴召或升迁时，他赠词激励他们为恢复中原大业尽力献身。当然，更多的是抒发他个人的报国之心声，倾诉自己驰骋疆场的渴望，表达他“马革裹尸当自誓”的决心，发泄他报国无门的不平之气，写尽他壮志难酬的无限悲愤。词中还对南宋主和派屈辱妥协给予尖锐批判，他揭露主和派的误国罪行，谴责得势佞臣对有志之士的迫害，鞭挞昏君庸吏对亡国之恨的麻木不仁。无论是慷慨激昂的战歌，还是壮志空怀的悲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辛弃疾的爱国情操。

从艺术风格而言，辛词继承苏轼诗风，以慷慨雄奇，沉郁苍凉之作为主，为豪放词派杰出代表。辛弃疾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龙腾虎跃，生气勃勃，不作“妮子之态”。他写山水自然景物，清新之外，也着意于雄浑、冷峻，显得境界开阔，具有动态之美。其语言丰富、大胆，往往采用散文语言或自铸新词，呈现出汪洋恣肆、五光十色的艺术效果。辛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除了豪放、壮烈，清雅委婉的词作也常常在他笔下出现。这些词，或情致缠绵，或词意婉约，又往往是柔中有刚，刚柔兼具。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田园诗，风格清新，描述生动，引人入胜。《祝英台近·晚春》抒离情别绪，也同样宛转凄惶，哀怨动人。著名的《青玉案·元夕》虽写幽怨闲情，却寓意深刻，其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句，更是脍炙人口，千古绝唱。他的成就不仅影响了南宋词坛，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1词之外，辛弃疾的文也值得称道。他的政论文与词一样，笔势磅礴，充满豪情。他能用形象的比喻，有力的证据，严密的论证，和鞭辟入理的分析，使他的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因此，后人视他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1《四库总目提要》卷198。

第五十七章姜夔吴文英第一节姜夔寄人篱下，落魄一生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少随父宦游，曾居湖北汉阳。父亲去世后，依姊居于汉川。淳熙三年（1176），22岁的姜夔到扬州、合肥一带客游，飘泊多年，未得知遇。有诗云：“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淳熙十三年（1186），他游长沙，结识诗人萧德藻，萧氏十分赏识他的文才，将侄女嫁给他，并携之同寓湖州（今属浙江）。因居所近苕溪弁山白石洞天，友人潘柽便赠其“白石道人”称号。

这期间，由于萧德藻的介绍，姜夔先后与杨万里、范成大相识，诗词酬唱，成为知交。又常往来于皖、苏、浙各地，与张俊之后人张鉴、张镃和尤袤等名流交游。其时之文人雅士如楼钥、叶适等，皆爱其文才，与之往来。1庆元三年（1197），姜夔向朝廷进《大乐议》，论雅乐，为朝中乐官所忌，未被采纳。五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得到“免解”的优待，但参加礼部考试，又未第。他一生未仕，以布衣终老。啸傲于江南湖山之间，自标高致，凭藉才学，靠友人资助为生，过着典型的江湖游士生活。他好学、好客，为人洒脱不羁，“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1。42岁时，他移家临安西湖之滨，依张鉴而居。张鉴、张镃兄弟谢世后，他旅食于浙东、嘉兴、金陵间，晚年生活极为贫困。约于嘉定十四年（1221），因中风卒于西湖。贫不能殡，靠吴潜等人资助，落葬于钱塘门外的西马塍。

南宋婉约派词宗姜夔早年以诗才知名。最初他学江西诗派，虔诚地师法黄庭坚，至“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的地步。后来，他意识到“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2，于是跨出江西诗派，转学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并以晚唐诗风来改造江西诗派，力求创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除了讲究句法、措辞以外，还追求“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3的境界，力求天机自得。因此，他的诗大多清峻峭拔，韵味无穷。

代表姜夔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高成就的，是他的词作，在南宋词坛上，他与辛弃疾、吴文英鼎立而三，是“清空”词派的代表作家。姜词在讲究格律、音节谐美，炼字琢句、用典咏物等方面都与周邦彦一脉相承，但其婉约缠绵的词风中融进了江西诗风清劲瘦硬的优点，因此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姜词现存84首，几乎皆为精思力作。其中记游、感遇、伤乱、怀旧、送1陈郁：《藏一话腴》甲集卷下。

2《白石道人诗集·自叙》。

3《白石道人诗说》。

别等题材占了大多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贫困疲惫的流落者所抒发的凄婉低沉之情，也可以看到襟怀洒落的名士在名山胜迹中的超脱。有难以排遣的爱情回忆，也有哀感动人的挚友离情，更有对国事日非的感慨与悲伤。尤为著名的是《暗香》、《疏影》二首，或慨叹自己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或抒发自己对国家兴亡的关心，皆借梅花托意，意境深远，被人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姜夔在晚年，受辛弃疾的影响，也写过一些较为雄健的作品，但其生活态度决定了不可能像辛词那样奏出使人振奋的时代强音，更多的是触目凄凉情调与无可奈何的感怀叹息。他的词结构完整，音律和谐，技巧精湛，比兴深婉，能以多种手法显出神韵，具有“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风格。

姜夔不仅工于诗词，还精通音乐，在乐理上自成一家。他在庆元三年所进的《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中，论列古今乐制问题，指出当时宫廷音乐存在诸多不谐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多项建议，如确立音高的统一度量，作为乐器之准；大乐应恢复古乐十二宫，勿杂胡部；登歌应与奏乐相合等等。这些建议，见解独到，惜遭人妒忌，未被采纳。越两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终于得到了承认。他创制了不少新的词调，称为“自度曲”。又记录了一些旧曲，并为之配上歌词，有的还注明指法。其中《扬州慢》、《杏花无影》等十七首均自注工尺旁谱，均保存在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中。这十七首配有工尺旁谱的词是800年前传承下来的唯一的宋代词和乐谱的合集，为研究宋代诗词音乐和记谱法的珍贵资料，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姜夔还精赏鉴，擅翰墨。宋人说他书法得魏晋古法，运气遒劲，波澜老成。其论书之作《续书谱》，多为实际经验的甘苦之谈，历来为学书者所重。姜夔不满唐人平正划一的书风，追求魏晋书法潇洒飘逸的情趣。他把字的气韵归结到人的神情上去，认为书法的美感基于人的品格修养与创作时的客观条件，将“人品高，师法古”列为追求书法神韵气格的首要条件1。他理想的书法，应具有疏散恬淡，自由放逸，超尘绝俗的美感。在用笔与结体上，他也反对唐人的千篇一律与刻意求工，力求灵活变化，反映了他尚真求变的论书宗旨和自然洒脱的审美理想。

第二节吴文英权贵门客吴文英（约1200—1260）2，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由于《宋史》与地方志中都没有为他立传，因此有关吴文英家世生平不详，只能从他的词作与其他零星记载中得知一二。据后人推测，吴文英本姓翁，与翁逢龙、翁元龙为亲兄弟，可能是过继给吴氏而改姓吴。吴文英年轻时喜工文词，却无意于科举。他乐以词人和江湖游士的身份1《续书谱·风神》。

2关于吴文英的生卒年，夏承焘在《吴梦窗系年》中推断生于1200年，卒于1260年，一般文学史多从此说。陈邦炎在《吴梦窗生卒年管见》中推定生于1212年，卒于1272年到1276年之间（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另外张风子、杨铁夫、刘毓崧诸人亦有不同推测，皆难成定论。与人结交，交游很广。从其著作《梦窗词》中考察，与他有词作赠酬关系的就有60多人，包括有文人、政客、普通市民与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人物。他与施枢、方万里、冯去非、沈义父等皆为笔缘之友，晚年又与周密结成忘年交。他还结交一些显贵，充当他们的幕僚。理宗绍定年间，他游幕于苏州转运使署，为提举常平仓司的门客，长达十年之久。淳佑年间，他来到临安，出入于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史弥远孙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后为右丞相的贾似道等人门下，赋词唱和，过从甚密。晚年在绍兴，又旅食于宋度宗之生父荣王赵与芮府中。1在这些权贵中，他与吴潜的交谊较深。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历官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等职。淳佑十一年（1251）与开庆元年（1259）曾两度入相。后为贾似道诬陷，被劾贬谪，卒于谪所。他与吴文英之兄翁逢龙为同年进士，由于这层关系，他与他们三兄弟皆有交谊，与吴文英尤多唱和之作。吴潜的品格，他对国事的忠悃，对吴文英有很大影响。吴潜任参知政事时，吴文英为其幕僚。吴潜的被贬被害，使吴文英极为痛心。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不敢公开悼念，乃以“过先贤堂”为名，写下《西平乐慢》一首，以慨叹之声，发伤感之情，以寄哀思。

至于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是最为后人非议的。贾似道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而吴文英曾与他有较深关系。现存《梦窗词》中，有四首是赠贾似道的。围绕这四首词，人们对吴文英的品格与操行发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氏四词均作于淳佑六年（1246）至十年间，是贾似道制置京湖，未肆骄横之时，此后直至吴文英去世，未见有投赠之作，这是因为他见贾似道专擅之迹已彰，又诬陷排挤了吴潜，故与之疏远乃至绝交。因此，这四词与吴文英投献其他权贵的词作一样，是酬酢之作，无可非议。另一种意见认为，四词中的《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是在贾似道入朝以后所作，其时吴潜已为贾氏所害，而吴文英仍与贾有往来，作词吹捧他，其人品性可知。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便这首《金盏子》是作于贾似道入朝之初，但也只不过是从表面歌颂贾似道的名位声望以及他粉饰着的苟安的升平而已，其中没有谄佞干求的言语，所以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只是一种酬应关系。以词章出入侯门，本是当时的风气，吴文英既为词人，以词作结交权贵，并以此为生，在宋代并非独一无二的。况且他并不以此希求仕禄，更不肯趋附钻营，虽出入于侯门，仍然潦倒终身，无法逃遁“困踬以死”的结局，故仍不失为一个狷介自好之士。1协律、求雅“梦窗词”

总观吴文英的一生，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动可言，游历范围也大致局限于江、浙两地，他之所以在南宋驰声传名，主要是由于他那些哀艳动人的词篇。吴文英的《梦窗词》存词三百余首，在南宋词人中仅次于辛弃疾。其内容除部分酬酢之作外，有不少是抒发“绵绵长恨”的恋情词，其中著名的长篇《莺啼序》，极言相思之苦，所表达的低回缠绵、生死不忘之情催人泪下，其艺术感染力远非那些描写幽会欢情的艳词可比。在措词、用典、结构上无不刻意求工，因而在古今长调中享有极高声誉，广为后人传诵。

1夏承焘：《吴梦窗系年》。

1夏承焘：《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载《唐宋词人年谱》。

恋情词以外，《梦窗词》中还有不少哀时伤世的作品。吴文英生活的时代，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权已岌岌可危。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吴文英既不能奋起呐喊，只能通过写景咏物，伤今感昔，表达对国事的忧思。在他的词中，或伤戚宋室的衰微，或隐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写山河的凋敝荒凉，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将。同时，又夹杂着对人世沧桑的感叹，把家国之感与身世之痛融为一体，其沉郁哀伤之情随处可见。当然，较之于陆游、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诗词，吴文英的忧怀国事之作显得苍白、消极。

在词的创作上，吴文英主要师承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沈义父曾把他的词法概括为四点：一是协律；二是求雅；三是琢字炼文，含蓄不露；四是力求柔婉，反对狂放。1这一艺术风格决定了“梦窗词”难以反映重大主题，而多浓艳芬菲的词境，这也是南宋婉约词派的共同特点。但在表现手法上，“梦窗词”具有打破传统的层次结构方式、转换自由、跳跃性强、现实与想象杂糅的特点。

对于“梦窗词”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评价不一。褒美者说“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梦窗之妙，在超逸中见沉郁”。贬之者则曰“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梦窗词”虽然有雕琢太过、词意晦涩以及格调不高的缺点，但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值得肯定。

1沈义父：《乐府指迷》。

第五十八章郑樵马端临第一节郑樵厉志苦读，通百家之学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郑樵16岁。他护父丧回莆田。此后，郑樵在家乡夹漈山筑室厉志自学。他家境贫寒，但在学习上却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1。家中没有书，便向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读，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与他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从兄郑厚。

郑樵注意把书本知识学习和实际观察结合起来。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为学习天文知识，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1。为了认识动植草木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2。

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胸无伦类”的儒生令人生厌。

郑樵的“六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写的《尔雅注》保存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在等韵学上，郑氏的《韵图》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韵图。关于文献校雠类例主张，一直受到学人的推崇。他在目录学上的十五分类方法及其著录书籍之丰富，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春秋》的看法、对自然灾异的现象的认识，含有科学的因素。在动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认识受到世界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郑樵在这许多学术领域内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但对这些学科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成就他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郑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天子蒙尘，苍生鼎沸”，这对郑樵、郑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郑是有血气的青年人，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郑上书给江常，申述报国之志，但是没有结果。后又上书宇文枢密，也就是宇文虚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荐。其时朝政，宇文虚中落职奉祠，无法给二郑以帮助。郑樵结识当时的抗1《郑樵文集》卷2《献皇帝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2《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宋史》本传说：“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1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诏献书。次年，郑樵风尘仆仆千里，将自己所著的书献上朝廷。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郑樵以右迪功郎，但实际上，郑樵并没有接受。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还称郑樵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郑樵献书，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为是“私修国史”而遭受迫害。当时秦桧当政，政治黑暗，不断以“私修国史”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机会进入朝廷的馆阁中，阅读书籍，得到一点资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愿望。

郑樵在献书以后，仍回莆田讲学授徒。朝廷几次引荐，均被郑樵婉拒。

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召对后，差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资助郑樵抄所著《通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郑樵再一次赴临安献书。此时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能见，留守临安干办公事。次年，高宗返临安，命郑樵进所著《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59岁。

郑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艺文”类还保存着所著书目，虽大部分散佚，但多数内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3卷（因遗漏错讹较多，吴怀祺作了校勘，并增补一些佚文，是为《郑樵文集》）。顾颉刚将郑樵的辨《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诗辨妄》一书大部分内容得到恢复。

《通志》《通志》200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

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一是会通思想。《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1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这些都是错误的。

1《宋史》卷436《郑樵传》。

1《通志·总序》。

四是实学主张。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五是类例主张。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梁启超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几、章学诚、郑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第二节马端临学术渊源与时代变动马端临（1245—？），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饶州路刊刻《文献通考》时，年69岁。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父马廷鸾字翔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甘贫力学”1。后来他回忆说：“绍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岁，弟甫四岁，我生七年，亦未毁齿，母抱群雏，家徒四壁，画荻而教。”2成年以后，马廷鸾被乡人聘为童子师。淳佑七年（1247）登进士第，调池州教授。宝佑年间，因试策中直言“强君臣，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由此得罪权臣厉文翁、内侍董宋臣等。贾似道当道，他也不趋附。咸淳三年（1267），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咸淳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视他为异己，咸淳八年，廷鸾“九疏乞罢政”。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一是在修史方面。马廷鸾也讲灾异，但意图是希望度宗实施好的政策，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豫防。”马廷鸾著作颇多，其史学著作是《读史旬编》，有38帙。据马廷鸾说，此书是“始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是给子辈讲授之用的。宋亡以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式开笔写作，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四年以后，马廷鸾去世。马端临说受到父亲的熏陶，“业绍箕裘”，“趋庭答问”，努力继续父亲的事业。《文献通考》中保存了马廷鸾对历史的评论，即“先公曰”的内容。他对父亲的评论又作了发展。二是在学风上，马廷鸾表现出一种综罗文献的学术风格，读经研史，1《宋史》卷414《马廷鸾传》。

2《碧梧玩芳集》卷20《祭亡弟总干文》。

诵诗文，汇经史百氏嘉言善行1，这是南宋后期学术上的一种风尚，《文献通考》明显地带上这样的学术印记。

马端临的老师曹泾，对马端临同样有重要的影响。曹泾为朱熹学脉的传人，为“晦翁续传”，“诣朱子学”2。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历史问题如封建、井田等，很多看法同朱熹接近。所不同的是，马端临在议论中又有发展，有的地方夹杂了“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陆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南宋灭亡时，马端临年仅23岁。这位年轻人在历史大变动之际，对时局震荡的感受是很深的。咸淳九年（1273），他虽曾漕试第一，但决心不仕，以变通的思想来总结历史，总结两宋灭亡的原因。父亲死后，他作过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

《文献通考》史学巨著《文献通考》348卷，计有24“考”。二十四考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1。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

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1*28_1794_0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1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万，减经总制钱400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