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在中原地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封建等级制，在见《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页。人民出版社，92年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成长起来。皇帝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也是最高的地主。皇帝的下面，是具有世袭特权的皇族、外戚、功臣等不同身分的世家地主，在地主阶级中占有支配地位。此外，还有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他们在财产和社会影响上有相当的实力，但在身分上不属于较高的等级、甚至是等级很低的。世家地主的剥削对象是具有国家户籍的农民，是由封建国家恩赐的。这种农民在当时农民阶级中占最大的数字，他们有私人经济，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比奴隶的境遇要好一些，但仍然是受剥削的。他们之间也是有等级的。他们在国家规定作为世家地主的农户后，并不改变他们在国家户籍上的身分。他们向世家地主交纳的地租也就是国家的赋税，二者是统一的。象上述的生产关系，在秦统治时期已经树立，而在西汉和东汉时期不断加以发展。奴隶制在秦汉时期没有消灭，在官私手工业中仍旧存在。家内供役使的奴隶，在整个封建时代都是存在的。不过，这些都只是奴隶制的残余，在社会生产中是越来越没有地位的。

www.youxs.org，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疆域问题，一个是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再一个是多民族的统一问题。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www.youxs.org［民族］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我们中国人有到外国去的，有在外国居住好几代的，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跟祖国的事业、祖国的威信有联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里。关于疆域问题，有一部分历史工作者，还不能完全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他们把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要说得是如何地统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图要说成跨欧亚两洲等等。就殷周史说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说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说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

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在《对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一些意见》里，说“我们需要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是，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一，而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不脱离整个欧洲历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在我们处理历史上祖国疆域问题的时候，象这样的指导原则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

在政治制度上，秦始皇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但对推行的具体情况，历史记载缺乏。西汉和东汉，都同时施行郡县制和封国制。朝廷的下面有郡和封国，郡和封国的下面有县，县的下面还有地方上的基层行政机构。这是政治制度上的等级制，每一等级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公元三世纪以后，郡县制逐渐排挤了封国制，而郡县制本身也不断地有些变化。但总的说来，朝廷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地方上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中原地区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的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记载很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也很大。我们也应该重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近代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近，跟今天现实关系密切，我们更应该重视近代史的分期。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不平衡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个民族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我们应当从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性。

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东汉因长安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东迁洛阳。泾渭、伊洛平原和黄河下游地区是当时最富饶的地区。秦汉的统治范围，大大超越了前代，包括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围绕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相当部分登上历史舞台，而匈奴、羌族特别活跃，有时还给中原皇朝以武力的威胁。但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还处在前封建社会阶段。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是经过有关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族的名称，也是跟这一个伟大朝代的名称相一致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在这时期，发生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发生了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移居。本来在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内迁的匈奴人和羌氐人，现在他们深入内地，并且又有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内迁。结果是无论在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都扩大了。因而，汉族充实了自己，少数民族提高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内迁的少数民族，跟汉人很难区别。这就在新的民族关系的局面出现后，有了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而促进了原来地区封建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前一历史时期的世家地主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代替它的地位的是新兴的门阀地主。门阀地主与世家地主一样，也是有政治身分、世袭特权的地主。但门阀地主是依靠家族的传统地位形成的，这跟世家地主的形成是由于皇家所规定的政治身分是不同的。在土地所有权上，门阀比世家具有更多的家族私有性质。在劳动力方面，门阀地主掌握的，主要是荫附农民。荫附农民是脱离了国家户籍的农民，他们交纳的地租不再具有国家赋税的性质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户籍农民要低些，但对于国家赋税，其中包括繁重的劳役，是可以摆脱的。这种生产关系上的相对变化，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这是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又一标志。

历史的分期历史分期是研究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远古时代是否可以分期，要靠考古学上的材料去解决。自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原地区已进入上古时代，即奴隶制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是上古时代向中古时代的过渡，即奴隶制在中原地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可以说是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志。

明代朝廷有皇庄，直接占有大量土地。这跟它直接派宦官收取商税矿税及大量征储金银一样，暴露了末世朝廷对财富的贪婪、追求。皇族和勋贵的庄田以及皇族的禄米，也是数量巨大，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毒瘤。清代朝廷对此有所觉察，想解决这个问题。它虽然也有皇庄，而远比明代要少。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清廷以东北为禁区，大大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明初，资本主义已有萌芽，明中叶后，出现较多。清初以后有所发展。

但这个芽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已经衰老的封建制度突破。从对外关系上说，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显然逆转了。明初已有倭寇登陆。明廷在沿海设置卫所，进行防御。明中叶以后，倭寇在东南沿海骚扰，为南直、浙、闽各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明清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在兴起，而中国的封建制依然老态蹒跚，专政者对于世界形势一无所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在十六世纪初已经东来进行殖民活动，并侵及中国领土。此后，沙俄、英、美继来，对中国的野心日益扩大。明初郑和下西洋和清初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反击，这是对外关系上的大事，但从总的形势来看，中国的处境日益被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灾难。

自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国史上的近代，是由封建时代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时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是这个时代的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是这个时代的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清朝晚期及民国初年近八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份，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封建地主阶级，使其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分，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了不懈的艰苦斗争，但没有找到解放的道路，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成立了，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领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多民族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我们经历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有时，一个民族遭到重大的挫折，分散了，后来重新组合，形成这个民族内部新的统一。匈奴族原来是一些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史记·匈奴列传》说它“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后来头曼单于和冒顿单于在位的时候，有血缘关系的许多部落连合起来，形成了匈奴内部的统一。松赞干布时的吐蕃、阿保机时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都有一个统一民族内部的过程，都是由分散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是在金亡后女真各部分散的情况下，把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各部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了女真内部新的统一。汉族是一个民族混合体。它的祖先也必然经历过由部落发展起来的过程，但已难于详考。有的学者设想，传说中的夏禹治水，必须有许多部落参加，可能在这时形成了夏民族，而为汉族来源之一。但这毕竟还是设想，尚无从证实。

多民族的统一，比起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可以说是较高的发展阶段。

说是多民族，当然不限于一个民族，但在多民族中，往往要有一个主体民族。战国七雄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体，它们都各有自己的主体民族，而分别与东方诸夷、西方诸戎、北方诸狄、南方诸蛮以及其它民族统一起来。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也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它们都以汉族为主体，而分别与本地区的少数民族统一起来。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我们习惯上认为它们是汉人的朝廷和鲜卑人的朝廷，实际上它们都是地区性的统一的多民族朝廷。南朝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北朝尽管鲜卑人当权，但这个地区的主体民族仍然是汉族。秦汉、隋唐、元、明、清等时期都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是蒙古贵族，清代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但汉族人民在这两个时期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元、清的政权实质上也是蒙古贵族、满洲贵族跟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而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的统一又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只有在中国的领导下才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秦汉以后，出现了魏、蜀、吴的割据。经过西晋暂短的统一，又有五胡十六国之乱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与元之间，又有辽、夏、金与宋的对峙。但每经历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元比隋唐还要恢廓。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全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从它们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些政权的统治范围内，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和统治者谋生存的需要，往往会出现生产力状况的改善。自三国至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显明的例证。地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后来统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产发展的一些条件。同时，地方政权往往也能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创造和积累了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隋唐的官制、军制和田制，就有不少是继承北朝长期实行的制度。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汉族和各民族地区幅员之广大，自然条件的差异，生产状况的不齐，如果得到适当的协调，则可转化为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因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交通运输很不发达，交换经济只起社会经济的辅助作用，各民族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基本上停滞于潜在的阶段，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但盐铁的贩运，茶马、皮毛、药材的交易，植棉、纺织的推广，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兴修，还是多民族的统一为社会经济带来的进步。在经济制度上，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形成和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前进的。在这时候，匈奴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西南夷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两千多年过去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还有封建所有制，奴隶主所有制、原始共产的残余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多民族在经济制度方面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汉族靠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迈进。

在思想上，统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所谓“天下”，究竟是指多大的地方，无从稽考，但总是诗人心目中很广大的地方。他这两句诗，表明了他的天下统一的思想。可能由于诗人对王权崇拜至极，难免有相当多的夸大。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2。这所谓“天下”，意味着极为广大的地区的统一。战国时期，变乱日亟，人心思治。有人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孟子的话比孔子的话要更明白些，他说的是七国的统一。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书的《禹贡》，描画了九州山川物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引邹衍大九州之说，每一大州有九州，共八十一州。中国为赤县神州，是八十一州之一。中国还有九州，即如《禹贡》所说的九州。《禹贡》和邹衍以九州说中国，都是指中国说的，但都还属于地理概念，与孟子所谓“定于一”者不同。到了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破灭六国的统一，看作空前的大业。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把大一统的学说涂上神圣的光彩。此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

在分裂的年代里，割据势力往往把自己说成是皇朝的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三国时期，魏地处中原，把自己说成是汉朝的继续，要恢复全国的统一。蜀以自己姓刘，说自己是汉室宗亲，要恢复汉家的旧业。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灭掉对方，统一全国。辽、宋、金的相峙时期，这三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都设想由自己统治全中国。

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对少数民族是有吸引力的。这可能在形成倾向统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作用。《资治通鉴》卷一零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记载秦王坚锐意欲取江东，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胡三省注会，要也。言天要中国正朔相传，不归夷狄也。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引《通鉴》和胡注，并加按语，说正朔不归夷狄，乃当时一般公论，不独苻融言之。刘聪卒时，太子粲即位，靳准执而杀之，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竭尽臣节，无为不义。”此又一事也。呜乎！晋泽实浅，何由得此。更可以杨盛见《论语·季氏》。

2见《论语·宪问》。

父子之事观之。《宋书·氐胡传》“晋安帝以杨盛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长子玄为世子。武都王虽为蕃臣，犹奉义熙之号，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lt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则盛之心无所分晋宋也，特以其为中华正统所在而已。如必为晋，则裕之篡，盛当兴师讨逆，否亦当抗颜独立，胡为委顺如此，此皆足与苻融之言相印证者。4_0095_0这里所举的事例足以说明，在少数民族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抱有上述心理，这对于促进统一是有好处的。

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异世之圣骑无敌燃文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因此就有人问，民族关系史是以民族友好为主流，还是以民族斗争为主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作一些分析。第一，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第二，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象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廓清历史上所笼罩的一些迷雾，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须下一些苦功的。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清代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一手拉，一。但清代各族人民在反清、反封建斗争中的联合，声势极为浩大。辛亥革命以后，各族人民的联合更为显著。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大大增强了民族间的亲密友好。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很大的发展。在历史上，民族之间曾发生过这样那样不愉快的事情，这基本上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所造成的。我们抚今追昔，应该特别珍重历史的主流。

对我国在历史上的各方面的贡献，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对于汉族是这样，对于少数民族更是这样。比如，火药、罗盘、造纸、印刷等四大发明，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这在有关的历史书里也都写了，但对于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人类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却很少认真地写。至于它们后来在西方各国的发展，为什么会超过中国，这个问题似乎是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又比如，对祖国国土的开发，我国各族人民都有他们各自的功劳，但往往对少数民族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注意得不够。范文澜同志说得好“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所以按照汉族今天居住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上的极大部分都是汉族所开发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实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事理很显然，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

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有不少特出的贡献。举例来说完善的铁器的制造和风箱的使用，是开始出现于有关南方民族的记录上。《荀子·议兵篇》说“楚人宛巨铁鉇，惨如蜂虿”。《史记·范睢传》记秦昭王的话，说“吾斗楚，铁剑利而倡优拙。”这是战国末年的事，楚就是属于“荆蛮”的民族系统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吴人干将铸剑，“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逐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橐就是冶铁用的风箱，干将、莫邪是古传说中很有名的两把利剑。这是春秋末年的事，吴也是属于“蛮夷”的民族系统的。又如棉花和棉布，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主要的衣服材料。棉的种植和织纺，主要从南方海岛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数民族推广的。《尚书·禹贡》篇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扬州是指淮河以南，以至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贝就是吉贝、劫贝、古贝的省称，这原是印度以至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等地对于棉的共同使用的名称，后来广东、福建也使用这个名称。织贝就是用棉作成的织品。《禹贡》是一篇后起的书，但写成的时期总也在战国末年。据此可见南方海岛上居住的少数民族用棉之早。后来又有新疆产的棉，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传布到全中国，代替了往日以丝麻作主要服装材料的地位。又如中国的建筑术，梁思成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的结尾，盛赞北京城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建筑杰作的一个整体”，“不但在全世界中古时代所没有，即在现在，用最进步的都市计划理论配合，仍然是保持着最有利条件的。”应该指出来，最初设计这个伟大杰作的工程师，正是一个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作也黑迭儿丁。这是陈垣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已经考实了的。近年以来，北京市的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昔日的北京城在建筑史上的成就还是要肯定的。民族友好的历史发展和多民族统一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发展。但到了今天，这二者是同步前进的。

“一”和“多”，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要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一”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多”，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发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发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这样科学的认识。我们知道，每一个指头都各有用处，但把指头团结成拳头，作用就会更大。

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这个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现在作这个工作，还只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得到有关方面的和教益，使这项工作能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提高。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三卷期。

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第一节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过去中国史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撰述。

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lt这是把汉朝的统治地方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从司马迁的这段话来看，他的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明确的，他对经济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从地理条件来考虑的。

司马迁对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记载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以及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在这些记载中，几乎所有有关地理条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气候、森林、矿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与水陆交通状况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马迁以地理条件、生产状况划分经济区域的思想是明确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首先提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与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域这一总的观念之后，接着又重点论述了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地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这可见他关于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有全局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认识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认识到各经济区域在发展上的种种差别。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

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体现已成为我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过去中国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说三河地区因居“天下之中”，又是历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狭小，民人众”；三河北《后汉书·郡国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众”；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齐地，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宽缓阔达”的社会风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邹、鲁一带，也是因为“颇有桑麻之业”，故亦“地小人众”。他讲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业多贾”。这些，涉及到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司马迁还看到，关于人口与它的土地面积比较起来，不算是多的，但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很多，以至占了全国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这个地方，人虽然多，但地理条件不好，社会风气也不好，没有创造出多少财富来。这跟后来以户口增减来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展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

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十六家，“正史”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在封建社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但也可作为我们考察历史问题的参考。

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过去中国一些史学家感到兴趣的，也是过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兴趣的。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建议都长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4_002_0娄敬这段话讲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阳为东周之都）。”刘邦疑而不能决，及至张良也说应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司马迁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但直至唐代中叶，杜佑仍然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这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04_002_lt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说明在汉唐时期，关中的地理条件对这两个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赞同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据《史记》所记认为“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肎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他申明自己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认为中唐以来，“成当今之务，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把地理条件和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问题，是这位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都城，是历代皇朝政治统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条件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即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2。上文所述地理条件跟政治统治的关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关联的。刘知几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3这说明他对于都城在国史编纂内容上的重视。不过刘知几主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着重于地理条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曾上书言当世事，并从地理条件的得失提出迁都的建议，认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lt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榫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11阴，十二之中又亡，高祖8宗之制荡然矣7蛳濉5酥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7锪治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h艄憧d钋，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w怨胖行酥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3际由胶幼忱龃x啵故都已6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竛崆桑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n┫濉5耸滴┲性，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絬贾极选也?_004_0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这时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迁都之举可以挽回颓势，足见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阔的。但是，他的这些议论透露出，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已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长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气象。这跟中唐时期杜佑、李吉甫对长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议中的这一点启示是不应忽视的。而他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的见解，也还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不可完全视为迂阔之见。郑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证了朱朴的迁都议，认为“其论‘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这也是赞成他的“随时制事”的主张。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统治关系的佳作，他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跟“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三）他在这篇序论的末尾还提出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采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郑樵的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难”都归结到北宋定都汴京这一点上就是极为片面的。但他从总的地理条件和历代“建邦设都”的历史中，试图总结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这一意向是很难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体结论，如“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等，对于我们从地理条件方面探讨历史上“建邦《元和郡县图志·序》。

2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

3《史通·书志》。

设都”的客观规律，也是很有启发性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过去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认为地理条件跟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它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它物质的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他指陈了秦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在内，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秦亡汉兴。这是为什么？他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论点，在后来的史学家中也多有之。这可见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地区条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当辩证的因素的。

过去，中国史学家关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还有一个传统的特点，这就是重视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纂而成的。作者写这部书时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序言中讲到了他编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他说的“舆地之记”，是指的《肇域志》。他说的“利病之书”，即系《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所坚守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使他的“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心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感。他穷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为经世致用而编纂此书的目的。

作为讲地理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编次上反映出作者对地理条件认识的三个层次一，全书首卷叙“舆地山川总论”。这是对全国地理条件的概述，是全书的总纲。它从地脉（山脉分布）、形胜（地形特点）、风土（气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个方面勾勒出全国地理面貌及其特点，所用文字不多，但轮廓却很清晰。二，全书以绝大部分篇幅，分别论述了北直、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地理情况；论述过程中，先内地而后边疆，并专立“边备”、“河套”、“西域”三个卷目，表明作者对边疆地理的重视。三，书末扼要论述了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地理关系、贸易关系以及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这三个层次，反映了作者在认识地理条件的问题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边疆、中国和外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这是他在见识上超过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各地的自然环境、政区划分、经济状况和戍守形势等，而以记述各地经济状况为主，因而在地理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述经济状况的方面很宽广，包含漕渠、仓廒、粮额、马政、草场、盐政、屯田、水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利、赋税、徭役、户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记述土地、赋役、水利最多。关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况，土地兼并的发展，以及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变化和农田建设等等。全书除对各地屯田兴废得失有较多的论述外，还记述了不同地区在区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种种情况，记述江南地区沙田、洲田的情况以及荒田、勋田、僧田等情况2。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他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3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完轻者相等矣。”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2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况特别是江南赋役情况后得到的结论。此外，作者引证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条鞭法在有的地区“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田鬻大半，户口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3；在另一些地区，已经到了“祖宗划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终不可复哉，果终不可复哉”的地步了4。关于水利，作者征引大量历史文献及前人的有关言论，对全国各地水利事业均有记载，有的着重胪列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现状，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奏议、调查、记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视江南的赋役状况一样，他也十分重视江南的水利状况，故于江南水利论述尤多。这反映了明朝时期，江南在地理条件上的特点和社会经济上的地位。

《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东、陕西为最多，浙江、广东、四川、湖广次之，福建、云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广西、贵州最少。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辑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区在全国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这跟唐中叶以前人们讲地理、论食货必首推关中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语。

《天下郡国利病书》虽以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于选材、标目、编次之中，亦足以窥见作者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政治见解和经世致用的编纂目的；它虽是一部地理书，但却蕴含着编纂者的丰富的经济、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国利病书》稍晚的《读史方舆纪要》，是顾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全书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文字浩繁，结构严谨。《读史方舆纪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历代州域形势”。这是有关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区划及其沿革，是历史地理部分。二是分叙全国各地方舆。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为次第，论述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辖范围的地理形势含序论，概述，分论各府、州、县、长官司的山川形势和城、镇、营、寨、堡、关、隘、桥、驿等军事设施。这是政治、军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广五。

2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三。

3《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三。

《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六。

2《日知录》卷一○。

3《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五。

4《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三是总叙全国山川分布。这是辑录前人著作中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录《舆图要览》有地图数十幅，图前有序，图后有表；其中“九边图”和《黄河图说》、《海运图说》、《漕运图说》等，也反映出作者对于军事的重视。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顾祖禹论江南方舆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论河南方舆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二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2论浙江方舆说“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这是用几句话就概括了不同地区的地理形势的轻重、得失，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见解之深。

顾祖禹在论述各地方舆时，注意到结合社会历史的多种因素来评价它们的地位，尤其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思想。例如，他论山东方舆说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貯，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04_00_这是从漕运与京师的关系来看待山东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论四川方舆，则认为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04_00_2这是强调险不足恃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作者感叹地说“夫恃其险而坐守之，以至于亡，又岂惟蜀为然哉！”

在讲到陕西方舆时，作者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蒲洪、姚苌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候之才，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张浚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04_00_3lt这是一方面讲了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讲了这种地理形势要发挥作用是跟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有密切的关系。

在讲到湖广方舆时，作者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4_0_0作者一一分析了这三种不同结论的根据。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条件时，能够紧紧把握住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并按照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都显示了顾祖禹的渊博和卓识。

《读史方舆纪要》历来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人们称赞它“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2《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序》。

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2。说它“不征奇，不探异，网罗放失，于古今成败利钝之际，三致意焉”3。认为“非具上下纵横之识而悠然有所会者，亦何有于是书”4，而其特点则在于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得失成败之迹”5。这些评论，大多还是比较中肯的。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西方学者对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有不少的论述。

近代欧洲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而具有系统的理论的形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harleslouisdeseodatmotesquieu，89—755）在其所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土壤的性质和地形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体和法律的形式。他认为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政体，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在孟德斯鸠看来，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卫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热情上有很大的差别，进而造成了他们对政体选择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地腴瘠的不同，对于人们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他还认为，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气候比较好的地区容易受到别的民族的侵扰，如“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等等。孟德斯鸠从论证“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地形、气候、土壤跟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在探讨中所得到的一些具体的结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甚至是极其荒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国家的政体的形式，统通归结为地形、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显然是片面的。由于孟德斯鸠没有较多地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读史方舆纪要》吴兴祚序。

3《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

4重刻《读史方舆纪要》黄冕跋。

5《读史方舆纪要》魏禧序。

以上参见张雁深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79—283页，商务印书馆9年第版。在孟德斯鸠后的一个多世纪，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wilhelmfriedrihhegel，770—83）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精辟地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这样写道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末，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lt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总的看法。他把“地理的基础”也看作是他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但他却明确地指出了“地理的基础”跟“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在这里，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的内核，是被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

黑格尔认为，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别，各个地

明朝及清朝大部分的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代的农民，自耕农外佃农占很大的数量。从法的观点来看，佃农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又较前代有所减轻，他们可以选择地主，可以不受地主的非分役使。农民中还有雇工的出现，以出售劳动力取得物质报酬。清代的税法，把人头税平均分摊在地亩税内，有田者有税，无田者无税，这就使赋税具有单纯的财产税性质。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说明封建束缚有较多的解除。这并不是由于统治者的恩赐，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劳动人民激烈斗争的结果。但这只是当时社会现象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贪婪残暴的掠夺和迫害。明廷是滥用宦官，清廷是加强军事的统治，从而企图保持高度的封建统治。这两个方面好象不相协调，但正是一个问题在不同方面的表现。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并不能显示封建地主阶级的生命力，反而是暴露了它的颓废和虚弱。这两个似乎矛盾的现象，正是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特点。在民族关系上也是这样。一方面，民族间的关系比前一历史时期要密切了，但属于民族性质的封建枷锁却更加沉重了。

前一历史时期的品官地主和他们延续下来的势力，以及蒙古贵族地主，在农民起义重大打击下土崩瓦解了。代替它们的，是新兴的官绅地主。这个阶层，在官员以外，还包括很多获得科举功名的人，其人数是相当多的。这一阶层中富有资财的人，不只广有土地，而且作生意，开当铺，放高利贷。这是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它们在依附于封建势力的情况下反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三国时期的魏、西晋和北朝的后魏，都建都洛阳。隋唐都建都长安，而以洛阳为东都。三国时期的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南京。魏晋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在劳动力的增强和生产技术的传播上，都为东南方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刺激和推动。南京得以长期地占有显著的政治地位，这跟东南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在向黄河流域的富饶地区看齐，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一个特点。

五代以后，到了元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时期，先有五代十国，继有辽、西夏、金跟北宋、南宋的分立，后有元的统一。广大的边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汉族与各民族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又一重要标志。

我国现有5个自治区，3个自治州、9个自治县（旗），共32个自治地方。以下按民族排列北方民族［民族］［自治地方］

前一历史时期的门阀地主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瓦解了。在北宋和南宋统治下，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品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是很有限度的，他们的土地大量是由购买和侵占得来的。他们占有土地，可以无限地扩大，不会受到法令的限制。他们应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赋税，而他们则向农民征收地租。赋税和地租的区别，是更清楚了。品官地主以外，有豪富的地主，有兼营商业的地主。农民阶级中，也有占有少量土地的，而佃农是大量的，他们在品官地主的土地上劳动，也在其他地主土地上劳动。他们比起前一历史时期的荫附农民，社会地位较高，人身自由较多。他们也有国家的户籍，除向地主交纳地租外，还担负对封建国家的身丁钱，有时也有一些劳役。但他们一般地不会被封建国家指定为某某地主的农户，这是跟西汉和东汉的户籍农民的一个很大区别。无论地主或农民，封建身分性的印记趋向淡化，财产性的土地剥削关系趋向显著，这是两宋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

元统一全国后，南宋地主阶级的势力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当时封建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元代有一大批蒙古贵族地主的出现，还规定了形形色色担负封建义务的民户，又扩大了奴隶的数量。但这基本上是北方的情况。在北方出现的这种生产关系，是这一时期局部地区的倒退现象。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气象。

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都在今河南开封市建都。北宋的都城和金的陪都，也在开封。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元的大都，即今北京。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方重镇，元建为都城后，明清相继建都，今天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发展，是汉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宋都开封，元都北京，虽离东南富饶地区较远，但也都是要利用沟通南北的运河，以便于南粮北运并聚敛东南的财富。

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例如，我们要写傣族，但一般不写泰国的傣族。我们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俄罗斯族，但一般不写作为苏联主要民族的俄罗斯族。我们写朝鲜族，但一般不写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朝鲜族。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外国人算作中国人，不能把跨国境的血统关系相同而国籍不同的人都包括到我们的历史范围内。当然，在论述这些民族族源的时候，是不应当受国界限制的。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如匈奴，如突厥，曾经煊赫一时，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不见了。还有一些民族，见于古老的传说和记载，但弄不清楚他们跟现在国内民族的关系。只要有适当的材料，对于这些民族也要写，因为他们都曾在这块广大的国土上生存过，活动过。

在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图超越现在的国境，有些战争或别的重大的历史活动超越了现在的国境。有时候，有一些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从事各种活动，甚至还有外队来侵略。虽然是在国境以外，或是外国人进入我们国境之内，都跟我国历史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内。我们说本国疆域的范围，并不限制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相反，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