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陈洪涛便走入了一条无人的小巷，一辆黄包车也恰巧从小巷的另一端进入了小巷，当二者的身形相遇时，黄包车立刻停了下来，一个与陈洪涛身形极为相似的青年从黄包车上一跃而下，将足以遮膝的大衣脱下，递给了陈洪涛，露出了身上与陈洪涛此时所穿的完全相同的校服上衣。

与此同时，陈洪涛也以最快的速度将校服裤子脱下，与头上戴的眼镜一起，递给了身旁的青年，随后便坐上了黄包车，向来时的路上行去，直奔香港机场。

因此，心中还有着年轻人一腔热血的他，更希望自己能不辜负戴春风的信任，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并不像大多数军事情报调查处的高层一样，执着于功劳和金钱。

因此，陈洪涛在香港第一次主导行动大功告成后，像曾经历次一样，提出要将指挥行动的功劳让给王新衡时，王新衡严肃的回绝了，他说道：“洪涛，我不管你在其他区是怎么做的，但在香港区做我王新衡的部下，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我不会贪手下的任何功劳，也不会袒护所谓的嫡系，只要你有本事，能比别人为国家多出一份力，我就一定会提拔你。”

靠着戴春风的支持和过硬的能力，王新衡刚刚29岁，就担任了军事情报调查处香港区的区长，仕途称得上一帆风顺。

在这途中，他不时回头远望，好似那刚与亲人分别的学子。

如果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早就有了规划，陈洪涛倒是愿意跟着王新衡这样的长官干下去。

只是与个人好恶相比，家国大义无疑更加的重要，陈洪涛无论如何都不会留在无法改变抗战局势的香港。

而那位从面包车上跳下来的青年。则飞快的穿上了陈洪涛脱下的裤子，带上了那副黑框眼镜，向着原本陈洪涛前进的方向继续走去，很快就进入了一栋民宅之中。

既然苍天有眼，给了他重活一世的机会，又让他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军人，他就一定要改变中华大地的悲剧，否则苟且的活上一世，又有何意义。

当视线中再也没有了王新衡的身影后，陈洪涛也转身走下了木桥。

就这样，给香港日特组织造成了极大损失的“梦魇”悄无声息的前往了上海。

……

“废物，你们都是一群废物！”躲在香港法租界的一处公寓内，看着手上今天被捕成员的名单，军事情报调查处上海区区长周伟龙面色涨红，对着身旁低头不语的手下，发出阵阵地咆哮。

在经历了一次死亡后，陈洪涛已经看开了生死，在他看来，人终有一死，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

这些原本的小人物此时也是军事情报调查处所剩不多的力量之一，却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损失掉，着实让周伟龙痛心不已。

更糟糕的是，由于之前缺乏保密意识，许多重要情报人员的外围安保，也是由这些人所执行的。

他们中的少数人被捕，并不能给那些情报人员带来什么危害，但如此多的人一起被捕，却很有可能被日特借此推测出一些情报人员曾经的行动轨迹。

这使得周伟龙的一些绝密暗线，也变得不那么安全起来。

看着眼前这些不听号令的手下，周伟龙十分想把他们所有人都换掉，但他不仅不能那么做，还要重用这些人。

这并非是因为周围龙不计前嫌，而是因为他在上海，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嫡系部下。

周伟龙是在今年年中刚刚到任上海，上任还没多久就遇上了813淞沪会战，这让他根本没机会将自己的心腹调到上海，否则那些手下又怎么会如此敷衍他的号令。

这样的行为在敌后足以称得上致命，日本人许多原本并不精妙的诱饵计划，因此取得了成功。

一些原本已经隐蔽起来的行动小组，因此而落网，就连一些一直与军事情报处有合作关系的警察和帮派分子，也被许多不堪重刑的军事情报调查处特工攀咬成了他们的同事。

自从上海全面沦陷以后，军事情报调查处上海区的总部就搬到了法租界。

周伟龙自搬迁的那一天起，就给手下下达了与危险情报网切割的命令。

在军事情报调查处的这四年中，陈洪涛辗转于各地，有过许多位长官，王新衡却是他遇到过的唯一一个没有要他功劳的长官。

然而，直到现在已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上海区的特工仍然在不断的损失，这与上海区众多特务头目没有完全服从周伟龙的命令，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战争的失利，以往耳聪目明的军事情报调查处上海区几乎变成了瞎子和聋子。

许多上海区特工的头目一时间接受不了这样的落差，没有经历过长期潜伏的他们像以往反谍时一样，迫切的想要知道外界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愿意切断与残存情报网的联系，依旧在依靠着自己的判断，与一些自认为肯定会忠心不二的手下保持着联系。

也正是因为王新衡不仅不贪功，还在上报军功时，向上峰强调陈洪涛在一些非主导任务中的重要作用，陈洪涛才有了晋升校级军官的资格。

在陈洪涛看来，王新衡无疑是一个爱国军人，中华也正是因为有着无数这样的军人，才能在日寇侵略的铁蹄下顽强的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